导读：《人生大事》上映三周票房已超十亿，电影围绕“上天堂”殡葬店展开，故事发生地设在武汉，让人想到这座城市的殡葬业曾披露人们经历疫情后最真实的伤害。观众哭着自己无法忘却的悲伤，笑着每天仍在发生的桥段。在无从回避的死亡面前，我们可以有更美好的选择。
夜晚时分，女孩小文坐在台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着电话手表里外婆熟悉的声音，孤苦无依的她从小被外婆带大，沉浸在失去外婆的悲伤中。电影《人生大事》中的这一幕让我特别有感触，失去母亲的我也能理解她的感受。
自6月24日上映以来，《人生大事》票房已超10亿。电影讲述了“上天堂”殡葬店的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在与小文“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职业、对家庭与人生的态度却悄然转变。故事发生地被设定在武汉，演员们一口地道的湖北话很接地气，让人想到这座城市的殡葬业在过去一段日子里曾披露人们经历苦难后最真实的信息和情感。新冠疫情带来许多生死离别、天灾人祸，许多观众被这部“年度治愈佳作”再次触动，留言说“后劲太大，走出影院后久久无法平静”。
“我们家折了一个活人”
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因打架入狱，刚出狱回家的他留着寸头，穿着花衬衫，嘴里不时叼根烟，一身痞气。糟心事还不止如此，女友怀了朋友的孩子，他与父亲的关系也陷入紧张。退休的父亲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但是他看不上“吃死人饭”的殡葬行业。表面上，他答应继续做，其实是在想方设法从父亲那里搞到“上天堂”殡葬店的房产证，再把房子卖出去。
莫三妹的第一个服务对象就是小文刚去世的外婆。还不懂生死的小文，看到外婆被藏在黑色的大箱子里被莫三妹运走了，就一直缠着他：“最后碰我外婆的就是你，你把我外婆送到哪里去了？”莫三妹的火暴脾气原本就被生活压得一触即发，哪里禁得住一身哪吒打扮的小文跟在屁股后面纠缠，他没好气地说：“你是上天专门派来毁老子的是吧？……送火葬场去了。她死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丧事办完，小文的舅舅找到莫三妹和他的搭档建仁和白雪，请求他们先帮忙照顾小文几天。莫三妹一口拒绝：“殡葬店不是孤儿院。”而建仁却对着莫三妹说：“你不光没童年，还没同情心。”
小文从小就没有父母，一直跟着外婆长大。外婆去世后，她被寄养在舅舅家，但强势的舅妈不欢迎她，话里话外充满讥讽。良心发现的莫三妹说：“老子就是见不得这群妖魔鬼怪欺负人。”
在搭档建仁和白雪夫妇的帮助下，莫三妹把小文领养回家。意外成为父亲的莫三妹，开始送小文去幼儿园，参加家长会，做亲子游戏，从此人生多了一份责任和牵绊。虽然一开始，两人之间充满对立，但在不断了解中，他们却成了彼此的祝福。
莫三妹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他觉得父亲只喜欢二哥。每次给逝去的家人磕头，父亲都让他给二哥磕头。一次，他气愤地对父亲说：“要不你打死我，我把二哥从天上换下来！”没想到小文的出现，乖巧地喊出“爷爷”，温暖了老人的心。父亲病倒在床时，莫三妹问，二哥比我强吗？父亲这才说出心中的隐痛：有一次在长江打捞尸体时，半天也没捞到。二哥趁父亲不注意，偷偷潜入江中帮忙，不幸的是，尸体捞上来了，二哥却沉入了江中，“为了一个死人，我们家折了一个活人。” 莫三妹的心结得以化解。
父亲离世前在遗书中叮嘱儿子别搞披麻戴孝弄那些虚的假的，“我就是想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不要乱花钱。”最终，莫三妹给父亲办了一次别出心裁的葬礼，将父亲的骨灰和烟花混在一起，在夜空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好像那些爱过我们的人，依然在天上注视着我们。
悲伤是一个需要自己体会的过程
电影中最打动我的一处是，沉浸在悲伤中的小文，一遍遍播放手表电话中外婆的语音——“小文，排骨炖莲藕，我都给你做好了”“你又跑到哪去了嘛？快点回来，路上慢点啊。”“你在外边耍，记得多喝水……”“给你带了点西瓜，你赶快回来吃啊！”后来手表坏了，外婆的声音听不到了。
莫三妹几近波折才找人恢复了手表里的数据，小文喜极而泣。电影最后，莫三妹听到小文在亲子课上说，“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但是我不害怕了，因为我有爸爸了”，忍不住落泪。
在母亲离世后，我也体会到，面对亲人们出于善意的问候，悲伤是一个需要自己体会的过程。没人能代替我们悲伤，这是每位丧亲者需要经历的部分。
虽然知道母亲因其所信而去了天上那美好的地方，但所爱之人的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即使最熟悉的场景，似乎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显得陌生。就好像我们必须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甚至镜子里的脸有时也像是陌生人的脸。它是真实发生的，有一段时间我和家人沉浸在丧亲的悲痛之中，几乎无暇顾及其余。
家中的一切都能让我想起母亲生前的画面，她在夜晚洗刷餐具的声音，她呼唤我名字的声音，她每天在房前屋后忙碌的身影。想起这些，忽然悲从中来。有时我们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从丧亲的阴影下走出来。也许是一首歌、书中的一段话，电影中的一个场景，甚至是遇到和母亲长得很像的人，都会把悲伤带回来。
母亲刚离世的时候，强烈的悲伤甚至让人很难看到未来，很难设想自己会再感受到喜乐。有时，朋友会善意地提醒：你是时候振作起来，把悲伤抛在脑后了。然而，做起来并不容易。恢复不是被迫忘记，而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对于悲伤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时间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支持系统，以及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有多大的能力来面对和表达我们的悲伤。
在群体生活中，我可以分享内心的想法，不用担心他们会看到我的悲伤和软弱。许多时候，当我分享这些经历时，他们反而更加爱我，让我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了。在黑夜中的守望相助，帮助我从悲痛中走出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群体中及时的话语安慰，带给悲伤的人最需要的信息。就像面对生活中大多数困难一样，我能从经历过同样事情的人那里得到最大的帮助。
母亲离世两年后，我意识到我现在开始有不同的感觉了。我确信在未来的路上，我们对母亲的感恩将远远超过最初占据我们生命全部风景的悲伤。我准备好新的种子，进入新的生长。我知道我已经在治愈之旅中进入了下一阶段。有时悲痛并没有离开，但它不再是一个让我关注的负担，不再是每天的主要事实。
人生除死，无大事
在中国，人们更注重现世，关心如何活着，而忽略如何去死。《人生大事》直面死亡这件关乎人类终极的问题。片中的父亲说：“人生就像一本书，哪个都要翻到最后一页。人生除死无大事，什么名啊利啊，都是过眼烟云。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有一颗圣人心。”
影片是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刘江江的爷爷从事的就是殡葬业，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死亡心存敬畏。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22年，在华侨的热心支持下，到美国谋生的广东台山人吴文波才在广州开设“粤光制殓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中国内地第一间现代殡仪馆，也是今天的广州殡仪馆的前身。吴文波本人因信仰而成为牧者，经常主持信徒的丧葬仪式，受到西方殡葬方法和悼念仪式的影响，学习遗体的防腐技术和化装整容，决意改变家乡传统丧葬的陋习。
今年出版的新书《可喜可贺的临终》，作者是日本医学博士小笠原文雄，他也是日本安宁居家疗护协会会长。小笠原每天治病救人，但是他发现人们普遍存在“一旦在家里感觉难受，就叫救护车到医院”的想法，结果多达76%的日本人最后都是在医院里接受延命治疗，并痛苦地死去。他在书里讲述了46个在家临终的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作者把“开朗地生活，平静地离世”称为“可喜可贺的临终”。
其中一个叫远藤的病人让我印象深刻。远藤患了大肠癌和食道癌，医生让他住院化疗。他问医生，化疗能治好我的癌症吗？医生只好说，“用处不大，只有1到2个月的生命。”于是远藤决定不化疗，在家度过最后的日子。接下来他每天与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了七个月的愉快时光。远藤的儿子说：“动手术是为了延续生命、让人不要死所采取的一种做法。但不去延长剩余的寿命，而是将这些时间充分利用，也是一种活着的方式。总觉得父亲让我看到一种不同的死亡方式。”
我们的死可以有美好的选择
一位医生告诉我，现在许多患者存在过度治疗现象，除了医院的原因外，社会文化也有关系。一些家属虽然知道家人的生命已经无药可治，但担心放弃治疗会让别人说自己不孝顺的闲话。现实生活中的丧葬习俗，将死亡仪式狂欢化、奢侈化，送葬的队伍要有几排连发的礼炮，向围观者证明自己孝顺，可谓“生前不孝，死后大炮”，于事无补地弥补愧疚。甚至有更愚蠢的做法，告诉患病者一定会康复，最终患者不明不白地走了。欺骗也许出自善意，但却剥夺了人在无可避免的死亡面前为自己做出最终选择的机会。
美国医学博士库提洛（Bob Cutillo）提醒说：“人们渴望过健康长寿的生活，但死亡是所有受造物都要面临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会死，而是我们该怎么活？”在科技和医术远比不上现在的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罗马帝国瘟疫流行造成许多人死亡，大多数人害怕被传染都远离病人，甚至离弃患病的亲人，但是当时却有信仰群体里的成员甘愿照顾病患，践行彼此相爱的教导，即使他们因此被传染死去。“学习不惧怕死亡”是这群人最显著的特征，因为他们相信死亡并非终点，而是打开通向新生的一扇门。
母亲生病住院的后期，病情再陷低谷。主治医生说，母亲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进ICU也是折磨。家人决定把母亲接回家。回到了熟悉的家中，母亲的心情意外地愉悦了很多。那段时间，常有亲戚朋友来探望。我常想，如果母亲在ICU里离开，将会多么遗憾。
最后的日子里，母亲在家中与亲人和邻舍告别，她带着信心说，我要去另外的世界了。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地流出来。在一个对死亡有所禁忌、竭力回避的文化里，母亲为身边的人做了见证：原来我们的死可以有美好的选择。最令我们得安慰的是，母亲的死被看为宝贵；她不是死了，而是睡了；有一日她将被唤醒与我们再次相聚，每一滴悲伤的眼泪都将被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