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打开油管，听袁腾飞老师的历史课，就是中学阶段的那种课堂教学。
其实，这些课很多我已经听过了两遍，有关中国历史部分的，我几乎全部都听过，我一边听一边省察自己的问题：
我现在正在教教//会历史，我对比之下，有两个问题：
第一，缺乏历史的细节，这样的课程才能引人入胜，如果不吹牛，那么老师，必须有丰富的历史资料阅读或吸纳；
第二，就是实际生活体验，袁老师讲欧洲历史的时候，他会讲述他去参观或学习的体验，我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感谢主，我这二十多年生活在深圳，生活在普通话环境，虽然我有湖南口音，但我的思维方式和口语表达，都是普通话的，进行普通话教学的过程，我是很自然、很真诚地表达，不会有任何别扭的地方。
袁老师是北京人，在普通话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在教学中，总是用一种民间说书人的口吻点评古今，值得我这种人学习。
2、向李敖学习
清晨，天气有点寒冷，我想起过世的台湾作家李敖，他在台大历史研究生专业毕业，我透过他的文章，知道了中国历史的考据方法——朴学，就是对自己所讲的资料来源，进行认真负责地考证，而不是信口开河。
我曾经在历史资讯群里，问几位高谈阔论的朋友，你们所说的资料来自什么地方…….我一一追问，他们就恼怒成羞或者悄然改错。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
我很喜欢读李敖写的《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中国性与命研究》《孙中山研究》，史学考据的功夫真好，籍着他，我喜欢上线装书，竭力用第一手资料写作或教学。
李敖给我第二个帮助，是用口语写作，虽然是学术作品，或者思想作品，绝不用深奥的字眼，糊弄读者或听众，梁实秋就喜欢搞一些生僻字眼，我远离这类搞法。受李敖的白话文思想影响，我曾立志所有的作品必须让初中生能看懂或听懂，否则，我认为这是我的失败。
我信耶@稣之后，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林前 14:9 ），这也能解释：和合本圣&经为何是中国白话文文学的先驱、典范。
3、向钱穆学习
最后，谈一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我读过他的作品《国史大纲》（部分），据说他是民国时期教历史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慷慨激昂，鼓舞国内抗战的民族热情，让人热血沸腾。
可惜没有录音或视频。
钱穆只有高中学历，家里也不多富有，没钱继续深造，在乡村任小学教师。钱穆一边教书，一边刻苦攻读：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我把读圣&经+教**会历史结合），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网文或手机朋友圈？）！
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钱穆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在北京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那时候的钱穆，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他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也方便了他出教学成果。晚年的钱穆移居台北，李敖回忆说：
“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我从钱穆先生身上学习到两点：
第一、教学和研究不可以分开，否则，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应该自己先冲锋，冲到学术前沿，虽然是小学老师，但不应妄自菲薄；
第二、教学和生命的热情不可以分开，钱穆先生的家国情怀我能理解，只是我的情怀是基//督国度的情怀，俯首甘为孺子牛都应有。
正如钱穆先生教授中国历史，充满“温情和敬意”；我希望教导圣&经历史-教会历史-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时候，也应有“温情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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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样的文章干什么呢？
一方面，是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毕竟教书也是一个专业，教师不是牧师；
二方面，是和同行分享一下教书心得，或许可帮助愿意热爱教育岗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