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商店的切.格瓦拉像。（林世钰 摄）
早上6点醒来，晨曦初露，发现游轮已经停在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
喔，古巴！朗姆酒，蔗糖，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猪湾事件，导弹危机，记忆中这几个关于古巴的关键词立刻浮上脑海，心潮顿时澎湃起来。
走到甲板上迎风远眺，发现岸上伫立着一排排欧洲风格显著的、颜色绚烂的房子，粉的，蓝的，黄的，而彩色的古董跑车在路上跑来跑去。不远的山上，立着一尊雕像，面朝大海。
古巴的彩色房子。（林世钰摄）
2019年4月，乘着2016年奥巴马的古巴破冰之旅的东风，我们一家坐游轮到古巴和巴哈马旅行。游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港口停留了十几个小时，游客可以下船游览。于是，我与哈瓦那有了短暂的交集，那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让我对哈瓦那没来由地“一见钟情”。
几个月后，由于川普的古巴政策日益严厉，这条海上航线突然关闭。那趟旅行犹如惊鸿一瞥，成了历史绝唱。回想自己与古巴的短暂“艳遇”，觉得有必要好好端详一下这个和中国几乎走了同样路径的社会主义小兄弟。
吃完午餐，我迫不及待地下船，入境古巴。把中国护照递进去，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可以看出，虽然当年中国和古巴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途曲折了一下，但余温犹存。
1965年以前，古巴和中国关系友好，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努力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但随着中苏交恶，古巴经济日益依靠苏联，从1964年开始，中国开始削减对古巴的大米输出，中古关系恶化。在1965年1月的新年讲话中，卡斯特罗挑起了中古论战，但这场论战持续了几个月就沉寂了。
此后，古巴对中国的态度是不骂也不提。中国1966年发动“文革”至1970年，古巴共产党报纸《格兰玛周刊》基本没有单独介绍或报道中国的情况，只在1966年6月的一次报道中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事变动，这是对中国“文革”和整个中国情况的唯一一次报道。
虽然提及不多，但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极左路线很有好感。波兰社会主义者卡洛尔上个世纪 60年代访问中国，并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卡斯特罗对卡洛尔说：“中国人也许正在做着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在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还是核心，虽然是从平等的角度，而俄国人则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把钱彻底废除。”
古巴确实做到了“把钱彻底废除”。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建立了古巴共和国。浪漫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并不懂经济学，却被任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对古巴经济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他推翻一切市场规律，推行高度集权下的计划经济。
他甚至教育古巴人民应该放弃个人主义，在工作中获得幸福。也就是说，他希望人民无偿劳动。无偿劳动必然会出现工作效率下降的问题，为避免工人们偷懒，切·格瓦拉专门制定了一种规则，如果不按照具体要求劳动，可被定为危害生产罪，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切·格瓦拉还喜欢控制古巴人民的日常生活。每个古巴人民都被要求不能留长头发、听西方的音乐，身着紧身裤。而且，他不允许信奉基督教的人在古巴生活（古巴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但是在卡斯特罗治下，宣扬无神论），如果有人违反，就会被关进劳动营，进行无休止的劳动与改造。
一些人受不了物质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禁锢，逃到美国。光1980年4月至10月间，就有约12.5万古巴人乘坐拥挤不堪的船只，合法逃往美国佛罗里达州。这是古巴发生过的最大一起逃亡事件，被称为“马列尔偷渡事件”。那些人多数聚居在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其所住社区被称为“小哈瓦那”。
几年前，我曾看过一部关于古巴人逃亡的电影。一个古巴的异jian作家从监狱出来后，住在海边的一个房子里，一个目光犀利的女人受党的指派，天天自带小板凳监视他，风雨无阻。后来，监视者和被监视者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情愫。一天，在女人不舍的目光中，作家跳进了大海，游向145公里以外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女人站在悬崖上眺望大海，怅然若失。
在切·格瓦拉推行革命之前，古巴的经济十分繁荣，首都哈瓦一片纸醉金迷。1929年，古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1%，甚至比美国的密西西比州的居民收入还要高。但革命之后高度集权的经济计划让古巴人民苦不堪言，古巴的经济陷入停滞，国家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但是，即便切·格瓦拉把古巴经济带入崩溃的边缘，并不影响他在古巴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我路过的每个哈瓦那的小店，都悬挂着切·格瓦拉的照片。他英俊的脸庞闪着革命者的光芒，炯炯的目光投射在每个人的身上。我问一个卖雪茄的古巴妇女：你如何看待切·格瓦拉？她笑着说，He is a hero（他是一个英雄）。
古巴商店里的切.格瓦拉像。（林世钰 摄）
大巴绕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一圈。哈瓦那的革命广场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曾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变幻。不变的只有广场建筑物墙上用粗大的铁条焊起来的卡斯特罗和切.格阿瓦拉的像。他们静默不语，俯瞰着广场上路过的车辆和人群。
革命广场上的卡斯特罗像。（林世钰 摄）
1969年1月2日，近百万古巴人从半夜就开始排队进入广场，收听卡斯特罗在早上十点开始的讲话。卡斯特罗在讲话中宣布：为了让更多的食糖出口，在国内糖要实行配给。
1969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卡斯特罗两年前就提出要在这一年内达到一千万吨糖的产量。他甚至说这个产量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革命的荣誉。他把整个古巴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统统投入到甘蔗地里。
此外，他还宣布改变日历，将1969年和1970年的头七个月并在一起算一年。甚至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把年底的圣诞和新年假日延至翌年的7月份，和一千万吨糖的胜利一起庆祝。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古巴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古巴人民和平时一样，需要劳动12个小时。为加强对工人劳动的监督，政府发布了第1125号法令，规定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上面载有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觉悟”的程度，它是确定工资、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凭证。
7月24日是甘蔗收获期结束的日子，政府宣布产量是850万吨，承认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糖的目标。
我由此想到了中国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家争相“放卫星”，谎言一个比一个反常识，但竟然有人相信。
当时浮夸最厉害的是河北徐水县，谎报一年生产粮食12亿斤！毛泽东视察此地时高兴地说，粮食这么多怎么吃得完，社员一天吃五顿也行啊。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之所以得出离谱的12亿斤，是因为他们把其它粮仓的粮食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谷过秤，而且一箩谷重复称几次。
全民投身种甘蔗之前的1968年，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1月28日晚，卡斯特罗宣布在党内揪出了一个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为首的高级干部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罪名是，主张物质刺激，反对卡斯特罗所主张的“道德动力”；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险家，说他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负责；攻击卡斯特罗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脐”（意为世界的中心）；以及预言古巴来年的一千万吨糖的计划会破产，等等。结果，这个“小集团”的多数人被判处了徒刑。
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其实不过是为一场随后发动的政治运动扫清道路——那就是消灭私有制。
大巴车从哈瓦那的闹市区穿过。导游指着路边坡上的建筑群告诉我们，这就是古巴最好的大学——哈瓦那大学。加勒比海的阳光给大学校门涂上一层金黄，哈瓦那大学看上去平静祥和，和美国任何一所大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和处在“文革”漩涡中的北大一样，哈瓦那大学也曾是卡斯特罗宣布发动极左路线的发源地。
静谧的哈瓦那大学曾经风云激荡。（林世钰 摄）
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讲话，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他首先公布了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个关于街头小贩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匮乏负责。小贩们的罪恶是：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盈利、剥削人民，目无物资配给制，从黑市进货等等，而且在小贩中提出移民美国的人最多。
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
演讲还在进行，古巴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类似中国的居委会）和民兵已经行动起来，扑向私人小店和街头摊贩，没收他们的财产。这些私人业主都被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到各个劳动地点进行劳改。一夜之间，小贩和私人业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没收财产，很多店铺被砸，业主被打。在这场运动中，共有5.7万多个私人产业（绝大多数是小摊贩和小店）被没收。
历史何其相似！就在古巴消灭私人商业的前几年，中国进行工商改造，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他们的资产，其中不少人因不堪屈辱而轻生。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那一天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几年之内，私有制在中国被全面取消了。
中国还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在中国南方乡下的奶奶，偷偷在屋旁种了几株红薯苗，上面用荆棘盖住，结果还是被村干部发现了。他们拔起红薯苗，用脚踩烂，把奶奶心疼得不行。
那些年，我的父亲，十几岁的“地主崽子”，和小伙伴一起偷偷到浙江贩卖辣椒，挣了几十块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不敢戴在手腕上，只能放在裤兜里，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眼。后来，奶奶在晾父亲从浙江带回来的海带时，被村干部发现了，于是全家挨批。
古巴革命之后，政治风云突变，巴蒂斯塔政权时期的上流社会陡然感觉到危机到来。此时，社会上有一种传言，称反对派人士的儿女都将被送到军营或者苏联的劳改营。许多人感到惶恐不安，大部分人选择将孩子送到美国。
1960年到1962年，在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策划下，实施了“彼得·潘计划”，陆续将1.4万多名古巴儿童送到美国，寄养在古巴移民或者美国人家里。
如今已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古巴裔作家卡洛斯·艾尔(CarlosNieto Eire)也曾是“彼·得潘”儿童之一。1962年，11岁的艾尔和哥哥托尼来到美国，母亲在3年之后获许可出境，来到美国与兄弟二人团聚，但是父亲一直留在古巴，直到1976年去世也未能与两个儿子相见。卡洛斯于1979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从1996年开始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他的作品《在哈瓦那等待风雪：古巴男孩的告白》(Waiting for Snow inHavana：Confessions of a Cuban Boy)获美国2003年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古巴裔作家。
《在哈瓦那等待风雪：古巴男孩的告白》
2010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回忆录：《在迈阿密学会死亡：难民男孩的告白》(Learning to Die in Miami:Confession of a Refugee Boy)。但是，由于作者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批评，这两本书都未能在古巴出版。
在《在哈瓦那等待风雪》里，他回忆了特权阶层在古巴革命之前的优越生活。他爸爸是个法官，收藏了很多艺术品，爱听古典音乐。作为法官，他们家在古巴这个国家享有很多特权。比如看电影从来不买票，有人给他家送酒和水果。他上的学校是古巴最好的，总统的儿子是他的同学。他还去过古巴糖业大王家里，院子里全是豪车，还有游泳池。“当然这些人后来都完蛋了，我们家也完蛋了，因为卡斯特罗来了。”
大巴行走在哈瓦那街头，加勒比海的阳光非常热烈。可是一想到那个11岁的卡洛斯和哥哥到美国后，为了逃避恶劣的生存环境，躲避到公共图书馆看书的情景，心头飘起了“哈瓦那的雪”，苍苍茫茫。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处于转型的大时代，当巨浪打来时，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不可知的命运裹挟向前。世胄潦倒，竖子成名，一切皆有可能。等动荡消停了，发现大半生已过，艰难苦恨繁霜鬓。可是，作为一粒微尘，谁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呢？
大巴车穿梭在哈瓦那市区。到了一条比较宽阔、热闹的街道，导游告诉我们，这是哈瓦那最繁华的街道。我看了有点失望——和我们家乡小县城的街道差不多。
五颜六色的建筑颇有西班牙风情，但年久失修，显得有点破败。商店里卖着工艺品、雪茄、朗姆酒和其它日常用品。一些物品摆在路边，看上去品种并不丰富。不过，可能是四季沐浴在海风和阳光中的缘故，古巴人看上去比较轻松快乐，没有中国城市居民脸上常有的焦虑。
哈瓦那色彩斑斓的房子。（林世钰 摄影）
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载着女友穿过街道，男人可能说了有意思的事情，女孩笑得花枝乱颤。一个老人牵着孩子的手，顺手拿起路边的一个水壶，端详半天。建筑的二楼，有人把头探出窗外，悠闲地抽着烟，有的还冲我们挥手。我有点恍惚，好像自己穿越回了80年代的家乡小县城，当时就是这副景象——物质普遍匮乏，人民有着简单的快乐，但内心也有压抑。
哈瓦那街头骑摩托车的男女。（林世钰 摄影）
自1961年起，古巴就面临严重的经济萎缩和商品短缺，虽然美国的封锁起一定作用，但美国拒绝供应的能源和拒绝购买的蔗糖，都由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包了下来。其实导致古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领导集团缺乏基本的经济常识，实行了违反人性和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天天讲政治，把政治当饭吃，却否认了个人的物质利益。
自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并延续至今。古巴政府每月会根据家庭的生活状况分发配给小册子，古巴每个街区都有古巴国营配给杂货店，古巴人民每月都可以领取食物和一部分日用品，凭配给小册子领货，并象征性地交一点古巴比索。如果家庭中有病人或者是婴儿，则可以多领取一些食物。
2011年，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接替兄长出任古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就包括经济改革，配给制度开始受到挑战。改革明确古巴经济体制继续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住房、机动车买卖解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决定实行政企分开，并计划废止粮食、香烟补贴和货币双轨制。为提高生产率，减少国家负担的各项补贴，国营企业裁员50万。将个体工商业者的经营许可范围由29个扩大到178个，以便吸收国营企业的下岗员工。
一年之内，个体户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超过35万户。2013年，政府针对他们，全面恢复了税收制度。
2018年，技术官僚出身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成为新一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2019年，古巴修宪。新宪法规定，古巴领导人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任期五年。承认私有财产制，并认可外国投资。2021年4月19日，古巴国家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接替劳尔出任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结束了卡斯特罗兄弟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62年的统治。古巴人终于看到了一个非卡斯特罗家族的领导人的面孔。
2021年4月，劳尔.卡斯特罗（右）将党中央第一书记职位移交给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图片来自网络）
2018年，迪亚斯–卡内尔允许古巴人通过手机上网，并于次年允许他们在家里上网。如今古巴人可以使用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很多人认为正是这种改变助长了后来的抗议活动和要求更大政治自油的呼声。
古巴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后院”，说起古巴，不得不提及古巴和美国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
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政府实施了国有化改革。原本美国掌握古巴40%的甘蔗田、几乎全部养牛场，90%矿场和80%的公共事业，包括这些在内的全部私人资本总计250亿美元，全部收归国有。古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导致美国于1961年与其断交，并对古巴实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关键的蔗糖出口和石油、零件的进口中断。此前，古巴进口物资的三分之二依赖美国。
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次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派出1500名雇佣兵登陆吉隆滩，试图入侵猪湾，但三天后以失败告终。虽然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妥协令古巴不满，但迫于美国威胁，古巴还是投向了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1960年至1985年期间，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1％，1985年超过3000美元，远超拉美其他国家1.8％和2200美元的平均值。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了经济援助，陷入困顿。美国于1992年和1996年相继出台了《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等法律，旨在阻断外界与古巴的贸易与投资，希冀古巴像东欧一样，最终制度异色，但古巴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93年起，古巴开始进行改革，每年均有新的改革举措出台。1997年10月，古共五大提出把经济工作放在优先地位。
美古关系也在逐步改善。2016年，奥巴马出访古巴，他是近90年来第一位出访古巴的美国领导人。冷战的最后一缕阴霾，在奥巴马任内慢慢驱散。古巴与美国关系恢复正常，古巴开始解冻。
2016年，古巴街头。（图片来自网络）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川普2017年上台后，急于消除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又把美国伸出去的橄榄枝硬生生收了回来。他宣布加强旅行限制，严格执行古巴的旅行禁令；非学术教育为由的旅行将仅限于团体旅行，奥巴马政府所允许的个人自助旅行将被禁止，古巴裔美国人将能够继续访问其在古巴的家庭。他表示：在古巴当局没有释放所有政治fan之前，美国不会解除对古巴政权的制裁。他对古巴强硬的政策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古巴裔美国人的好感，他们用选票表达了对川普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川普对古巴实施严厉制裁，加之旅游业因疫情遭到重创，古巴人经济暴跌，许多人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面包。备受赞誉的医疗保健系统也几近崩溃。
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从今年7月11日开始，古巴爆发了60多年来的首次全国性抗议活动，数以千计的古巴人走上街头，抗议生活条件恶化、缺乏基本商品和服务，要求结束毒菜统治，加快接种疫苗。100多人被逮捕，包括多位知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许多人下落不明。
一位哈瓦那活动人士Angel Rodriguez对记者说：“当局有史以来第一次部署了防暴设备。警察还使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他说，防暴车停在革命广场附近。革命广场是古巴政府举办大规模活动的地方。
我想起了2019年4月路过革命广场的情景。广场旁的政府大楼巍然耸立，墙上的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形象巨大无比，有君临天下的自信和威严。所有的车辆和行人在它的注视下，不自觉地缩小，再缩小，直到变成一粒颤抖的微尘。
哈瓦那革命广场上的切.格瓦拉像。（林世钰 摄）
同时，另一个场景同样让我印象深刻：参观防空洞时，一个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古巴女孩突然跑到女儿身边，要求与她合影。女儿愉快地答应了。她们站在一起时，我这才注意到，女孩的黑色T恤上写着“BTS”。“BTS”是韩国的一个娱乐男团，风靡世界，中国和美国也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他们，包括我女儿和她的朋友。
我突然心头一热：尽管隔着大海和“高墙”，隔着猜忌和仇恨，但人们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如此一样。它和夏日的风一样自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