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美国历史学家卡尔·楚门（Carl R. Trueman）的《路德的人生智慧：十架与自由》（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Cross and Freedom）出版简体中译本之后，并没有在国内教会引发应当有的关注，这实在让人遗憾。
作者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曾担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历史神学与教会历史教授，但本书是他写的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在论述历史写作的另一本书中 <1>，楚门特别提醒，历史研究常常会出现时空倒错的问题（anachronism），也就是历史写作常出现的倾向：将今日的处境（尤其是观念）不加考察地读入过去的人和观念中。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考察问题的角度是单一的，自我中心的，缺乏对当时历史处境的查证（缺少处境性视角），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简化的，或是空洞的。这就是做历史方法不规范和史观封闭带来的后果，往往使人们错失历史当中的丰富，也错失对今日处境的考察和反思。正如今天教会中的不少人对于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是陌生的，细节是模糊的，得出的结论是几个被简化的“唯独”，也缺乏实际生活的应用。
通过《路德的人生智慧》这本小册子，楚门展现了何为好的历史写作。他进入了历史处境，尤其是当时的教会生活中，讲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如何面对教会的挑战，如何处理称义、圣道、圣礼等等信仰生活的议题。这些议题在当时带来了冲击和纷争，不仅仅是今天的神学话题，更是基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的矛盾焦点。因此，这本书不是一本全面的路德传记，而是侧重从教牧视角看路德的属灵遗产。正如作者所说，路德的写作本来就有很强的教牧性。如果通过阅读，我们去理解路德和他同时代人的教会生活，看到他们以及面对软弱和挣扎，如何得到安慰，这对今天讲究实用和效果的教会来说，不应当很有价值吗？
路德眼中的世界与我们今天的“看见”有显见的不同。他眼中的世界，魔鬼活动猖獗，正在对上帝的国度进行着各种搅扰、破坏和攻击，就像《马太福音》第11章第12节的原意所表达的：天国自施洗约翰成为前锋开路之后，就遭遇到了激烈的攻击。
对这个世界，如今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教会是陌生的。受时代论的影响，我们除了相信宣教会遭遇挑战之外（而这些挑战又不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主旋律是“岁月静好”和个人道德更新。除此之外，我们不承认有什么争战，也看不到人类引以为傲的种种宏大建制背后，是魔鬼正在引诱人远离上帝。
认识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在路德所在的欧洲中世纪晚期及宗教改革早期（约1250—约1550），唯名论对实在论的颠覆，使得人们对于“存在”的看法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唯名论的出现，引出的是一位意志层面高于理性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欠人什么，也完全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如何能与有罪的人会遇，人如何有确据，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路德。《路德的人生智慧》告诉我们，除了人所熟知的大学教授的身份，其实路德在改教之前已经是一位负责举行圣事的神父了。按照中世纪教会的教导，在圣礼中，饼和杯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路德生命中的巨大挑战是，他常在圣礼中经历绝望和恐惧，一个罪人怎么能用污秽肮脏的手制造、触摸上帝。<2> 与一般流行说法不一样，楚门认为，触发路德对圣经真理的重新发现和灵性突破的事件，恰恰是如今新教教会越来越不重视的圣礼。
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灵性焦虑因应而生。美国教会史与历史神学教授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认为，唯名论占据上风以后，哲学的焦点主要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神学开始专注于上帝的意志，而不再专注于他的存在，人们不是为上帝可能不存在焦虑，而是怀疑他可能不遵守诺言。<3>
教会中常有人困惑，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如此明白，为何到了路德那个时候成了重大突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路德的突破简单理解为得救问题，而“得救”在今天的教会是一个以我为主的，非历史性的问题。路德要处理的“得救”问题，是超越的上帝与我们相遇的问题。他的思考和写作是要回答一个基本的神学性、生存性的问题，“我在哪里才能找到一位恩慈的上帝”。<4>
今天，人们认为上帝如此超越，以至于世界和人都不需要他了。人类种种生存性的问题，似乎已经透过科学和人类建制的种种方案有了答案，人类不能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伴随着这种乐观而来的消费主义，以及以自恋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也深深影响着教会。
整个世界一度充满了过度实现的千禧年式的乐观。说“一度”是因为就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人们亲身经历到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5> 那样的普世欢腾的局面，到今天的骤然回到全球经济乏力，政治紧张的局面。这种历史的变局让人措手不及，也是对新自由主义和神学上的时代论一个巨大的打击，教会和整个等待救赎的世界，目前仍处在已然和未然的居间状态。当我们认为只需要上帝为我们做不多的事情，其他事情我们能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沮丧地发现，我们期待上帝做的事情，他还没有做。可以观察到的是，目前的教会正陷入深深的焦虑当中。
从认识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和路德的时代差别很大吗？虽然按照蒂莫西·乔治的前述看法，唯名论影响下的人们更重视认识论，但是认识论会跟着本体论走。<6> 我们认为什么是可以认识（“实在”是什么）的，决定着我们如何认识。
关于实在，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上帝，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启示。我们有限的知识虽然不等同于上帝的知识，但是依然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的终极来源是上帝。这个洞见，既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单义（univocal，也译作“意义明确”）的，因此不是现代的理性主义；也反对多义（equivocal，也译作“模棱两可”）<7>，导致后现代的不可知和怀疑主义。改教家们关于类比（analogy）的教义依然是今天这个世代的解毒剂。
检讨目前教会的状态，可能有很多总结，我们要检讨应对的问题，不但应该进一步深入到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估环境的问题，更要进一步深入到我们如何认识上帝的问题。
楚门一直提醒我们，宗教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宗教改革的精神对今日教会的健康极其重要。他认为，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这个定义的三个特定层面：1）教会强调基督并他钉十字架；2）强调圣经是我们宣讲基督时所依据的基础和准则；3）教会强调得救的确据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8>
三个特定层面（也就是三个“唯独”）的前两个，展现了改教家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并不是今天常见的存在主义的「美国神学家司普罗（R. C. Sproul，1939—2017）曾总结，今天的整个文化都是存在主义的 <9> 」。如果借用美国神学家约翰·弗兰姆（John M. Frame）《神学认识论》（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的划分，宗教改革的视角是规范性和处境性的，而第三个层面则是存在性的。这种突出人是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存在性视角与强调自我独立于上帝的存在主义有着本质不同。<10> 这三个视角并不是互斥的、割裂的。人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下，获得真知识需要平衡的视角。三一的上帝是既“一”又“多”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丰富的，有机相连的。
宗教改革思想的三个层面，回应的正是路德在信仰生活当中的焦虑与困惑。一位人们无法用理性去把握的上帝，却透过十字架上的基督，向人启示自己。他与他们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应许要成就的，都透过圣经的话语做了见证。而透过上帝所赐的信心，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们得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以此作为自己面对此世各样环境和挑战的动力。
今天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标志是以内在性为特征的自恋，教会缺乏对此足够的警醒认识，让这种罪酵在个人敬虔主义的全团发了起来。外在的、客观的印证、标准完全被内在标准取代，上帝的灵与人的灵因此已经缺乏清楚的区分。自由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我们就进入到了路德所说的“像猪，像兽，全无理性”的状态。<11>
路德晚年看到了教会的问题，却已经没有时间来处理了。但是从他开始的改教家们继续在牧养中完善神学，带领教会。改教家们认为，得救的确据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这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正是一剂良药。
既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就是普遍的。正如楚门观察到的，在今天这个迷恋个性化的时代，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问题和危机，而上帝则太普通。这位上帝可能不知道“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可能不了解同性恋是先天性的（持论者并不清楚先天是什么），抑郁症则是大脑的某个构造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人类一如既往地想要用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罪酵在每个时代的发作有不同形态，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今天中国教会的内在危险是，看不到人类罪性亘古未变，迷失于处境中寻求“新”；更看不到福音的大能是每一代人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将上帝护理的鲜活历史视为“旧”。
我们要摆脱困境，需要的是转向，正如路德强调上帝启示的优先性和客观性，在当时是一种转向。加拿大神学家卡森（D. A. Carson）说，关于“信心”，今天更为常见的意思是“个人、主观、私人的宗教选择”，<12> 而在改教家们看来，则是“肯定、确知自己蒙神悦纳”。我们今天该如何选择呢？
楚门提醒说，信心的确据绝非仅限于“安抚良心的镇静剂”而已。由于确据强调是上帝出于主权与恩典的作为，因此会吸引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无条件展现慈爱怜悯的上帝身上。路德和改教家们诉求的是让这样一位上帝成为焦点。而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爱的回应之间存在着联结，我们知道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以爱来回应。转向之后，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将被重塑。<13> 独行其事的上帝向我们发出无条件的、完全的爱，因此让救恩白白地临到了我们。
奇妙的是，我们可以确知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在路德看来，这样的经验来自于客观性：上帝的道和圣礼。来自于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对应许的确认——和圣灵在教会当中的作为。
有意思的是，和今天不一样，路德并不认为这种经验的基础来自于你我的个人经验或是情绪高潮。但就是这样一位强调客观性的改教家，他的文字却热辣、尖酸、火热。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他剖开了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在基督之外的生命真相暴露无遗，“那生命是一出愚蠢的闹剧”。<14>
个人生命当中充满着活泼的（有时候是痛苦）的体验，又有着自身之外的坚实基础，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信仰经验吗？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不拿起来读呢？
<1> Carl R. Trueman, Histories and Fallacies: Problems Fac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22, 109-140.
<2> 卡尔·楚门，《路德的人生智慧》，王一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180。
<3> 蒂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孙岱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8。蒂莫西·乔治在此主要参考的是美国历史学家斯蒂文·奥兹门特（Steven Ozment，1939—2019）的观点，详见：Steven Ozment,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An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Europ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61-62. 不过，唯名论对于欧洲中世纪晚期及宗教改革早期的影响，并非是单一方面的。卡尔·楚门在《路德的人生智慧》中就谈及，路德于唯名论上所受的训练帮助他在认识实在方面尤其重视上帝的话语。详见：Carl R. Trueman, 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Cross and Freedom (Wheaton, IL: Crossway, 2015), 83-84, 87. 关于路德与唯名论，可参考的专门文献不少，比如：Theodor Dieter, “Luther as Late Medieval Theologian: His Positive and Negative Use of Nominalism and Realis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edited by Robert Kolb, Irene Dingel, and L’ubomír Batk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1-48.
<4> 卡尔·楚门，《路德的人生智慧》，王一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197。
<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6> 迈克·何顿，《基督徒的信仰：天路客的系统神学》，麦种翻译小组译，（South Pasadena, CA：美国麦种传道会，2016），53。
<7> 卡森，《尼布尔文化观再思》，杨基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124。在人认识上帝方面，关于单义、多义、类比的区分，可参考：George P. Klubertanz, St. Thomas Aquinas on Analogy: A Textual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Synthesi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60), 72.
<8> 卡尔·楚门， 《宗教改革：过去、现在与未来》，邹乐山译，（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4），26。
<9> R. C. Sproul, Making a Difference: Impacting Culture and Society as a Christian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19), 45-48.
<10> John M.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1987), 73-75.
<11> Martin Luther, The Table Talk or Familiar Discourse of Martin Luther, translated by William Hazlitt (London: David Bogue, 1848), 7-8.
<12> 卡森,《尼布尔文化观再思》，杨基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140。
<13> 卡尔·楚门，《宗教改革：过去、现在与未来》，邹乐山译，（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4）， 104。
<14> Carl R. Trueman, 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Cross and Freedom (Wheaton, IL: Crossway, 2015), 199-200.
此文首发于《世代》杂志第 9 期（2019年秋冬合刊：如何做研究），详情见《世代》杂志的网站（www.kosmos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