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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诉诸理性,要对世界的本原、本质和归宿提出终极之问。对终极之问的正确回答就是哲学所追寻的真理。
人的哲学性体现在:人要寻找世界和自己的本原(我是从哪里来?)、本质(我是谁?)、归宿(我要到哪里去?)。
以终极问题为核心关切的哲学,自然地会倾向于形而上学:要从经验世界追溯到超验世界,以超验世界作为经验世界的本原和归宿,并以“与超验世界的联系”来理解经验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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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诉诸理性,以自然万物为研究对象,寻求经验世界的普遍规律。然而经验规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也即科学的根基),并不能完全以过去的经验现象为依据。因为过去的经验规律不能保证未来经验规律的同一性。
科学的根基无法建立在过去经验规律的基础上。这也意味着,科学的根基无法由科学本身来确立。科学的根基连于世界的本原、本质和归宿。也即,科学的根基连于哲学终极之问所追寻的答案。若终极问题始终得不到确切答案,那么,科学的根基也将无法真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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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神学包含对哲学终极之问的各种具体回答。当然有对错之分——各种宗教教义,要么是对哲学终极之问的正确回答,要么是对哲学终极之问的错误回答。
哲学需要对各种宗教教义的终极答案进行是非真假的甄别,并择其“真”而从之。因为哲学的目标本是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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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爱智慧”。这已表明哲学的本质不是一种思维活动,而是一种生命态度,背后隐藏着某种深层的情感渴求和心灵叹息:人渴望更真、更深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并最终找到自己生命的本原、本质和归宿,让人类因为无知而流浪的心和灵魂得到安息。
哲学(理性)以寻求真理为目标。但哲学(理性)本身并不能建构和创造真理,而只能寻求和辨识真理。
关乎终极之问的答案,哲学(理性)凭自身无法回答。它只能在与真理相遇之前寻找它,在与真理相遇之时认出它、拥抱它、跟随它。
哲学自身只是一个器皿,等候着去盛装真理。在真理被赐予给哲学或理性之前,哲学或理性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是自己的困惑和无知。
从哲学自身产生不了终极之问的答案,从理性本身也产生不了真理的内容。由此揭示了理性与哲学的工具性,而非目的性。也揭示了理性和哲学作为工具的有限性——它不是真理的源头,不能自己制造真理,只能寻求、等候真理,并在真理被赐下来的时候辨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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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自身能力界限的哲学——真实的理性,让人在理性的界限处承认自己的有限和无知:理性自身无法成为真理的来源。真理外在于人的理性。人的理性能够认识真理的前提是:真理本身带着能力介入(光照、启示、引导)人的理性。若没有这个神启过程,人的理性永远也找不到真理。“即便你有一双健康的眼睛,若是没有光,你依然什么都看不见。”(奥古斯丁)
当真理没有被启示给人,理性的正当立场只能是如苏格拉底所言:“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当真理被启示给人,理性的本分就是分辨和识别出真理,并拥抱和委身于真理。正如多马在至高者面前的俯伏:“我的主,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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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若拒绝真理的启示性来源,就可能走向两条异化自身的道路:
a.否定终极问题有终极答案,否定人有获取终极答案的可能性,最终让哲学沦为否认真理存在,否认真理可知性的相对论、虚无论式的诡辩。
b.僭越性地使用人的理性,让理性在自身能力和界限范围之外,通过猜想或想象来建构终极之问的答案。就如同试图让器皿自身去为自己制造盛装物一样。哲学试图进行自问自答,不辨是非,不辨真假地接受各种建立于想象的世界观体系(哪怕它们彼此矛盾)。
这两条路径都让以求真为己任的哲学,走向了自身本性的反面。。
从启蒙理性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到分析哲学的繁盛,西方哲学坚定地走向了一条拒绝天启作为真理来源的道路,坚定地走向了一条拒绝接受神启作为哲学一切终极之问的答案的道路。这就已经注定了自身必要走向衰亡的命运。从此,哲学史就只能是不断陈列人类在理性僭越道路上所建构的观念巴别塔之遗迹和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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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心中有发出终极之问并渴求终极答案的倾向。
人有终极寻求的倾向。人有渴望永恒的本能。因为神将永生的渴望放置在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