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忍受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詹姆斯·史密斯的新书《如何（不）世俗》近日已经上市了！

这本书是泰勒《世俗时代》这部巨著的阅读指南，它通过“迷人且简短的介绍”帮助我们了解泰勒对世俗时代的描述。不仅如此，这本书也是关于你我如何生活在世俗时代的指导手册。

下面和你分享的是《如何（不）世俗》的21条短书摘。

      前言

◆ 在一个世俗时代作见证意味着什么？有信仰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不知不觉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趋向？一方面，这引发了如何理解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者的问题。另一方面，问题又返至教会：信仰者在多大程度上，正在像这类人文主义者那样“信仰”？

      导论

◆ 泰勒不仅解释了世俗时代中的不信，还强调在我们的世俗时代中，即使是信仰也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仍然和他们1500年前的祖先有着相同的信仰；但是我们如何信仰却已经改变了。因此，信仰群体需要问的是：这种信仰“条件”的改变如何影响我们宣告和教导信仰的方式？它如何影响信仰的形成？它应该如何改变我们对下一代传讲信仰的策略？

   第一章

◆ 世俗化理论的支柱之一，是现代性“祛魅”了世界——将各种神灵鬼怪驱赶出了这架机器……然而，泰勒对祛魅的解释侧重点则不同,他认为祛魅首先是一种意义定位的改变，即将它从“世界”转移进入“心灵”。意义不再存在于事物之中；相反，意义与价值是心灵的一种属性，为后者内在地构想。外在的世界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构想意义的刺激因素，但意义是在心灵之内产生的——或者，用一种更为有力的说法(例如康德)，意义是由心灵加诸事物之上的。意义现在位于主体(agents)之中。

◆ 而一旦世界被祛魅及驱逐了超验性，我们便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重新设定其秩序。

◆ “一种描述当下环境[我们的‘世俗时代’]的方式认为许多人只为纯粹内在的目标而生活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无需考虑超越者。”是什么使之成为可能？我们是如何抵达这里的？原来是神学转变与各种改革运动一起使之成为可能。一旦我们学会了区分超验与内在，便“终于可以将周围环境视为‘自然’层面的存在，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们指示了某种超越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说，即便是基督徒，也在实践的意义上被祛魅了。

   第二章

◆ 我们是如何在相当短的时期内，从一个信仰上帝是默认前提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信仰上帝是难以置信的世俗时代？……仅仅询问我们如何得到允许不再信仰上帝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探究是什么代替了这种信仰。因为我们的世俗时代并非一个不信的时代；它是一个信仰其他东西的时代。我们无法忍受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 向内在性的退缩实际上放大了其重要性。内在领域——亦即此世的维度——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以至于外在的及超验的领域逐渐式微。因此不存在什么挽歌；如果有的话，也是一种新的自信、兴奋以及庆祝。看我们能做什么！

因为永恒的式微，此世被放大，并且日益吞噬着一切。

   第三章

◆ 我们发现自己在追求意义、价值和完满方面陷入了无数的选择之中。“新星效应”一词被用来形容我们关于幸福生活和人间福祉之愿景的碎片化、多元化和脆弱化：因各种不同的选项而多元化；因其接近性及频繁程度而脆弱化。

◆ “我们文化中有一种共同意识，即如果超验性式微,那么有些东西可能会随之失落。”……失落造成了一种压力……不满和空虚能够驱使人们返回超验性。但通常——也许现在更是如此——对这一难以摆脱的关于缺席的压力，人们会在内在性之中寻找“治愈”的方法，而正是这一要求产生了新星效应，即在内在秩序之内寻找爱/意义/价值/准“超验性”。“[这些寻求者们]也在寻求解决之道，或是填补缺失，但都是在内在性之内；于是各种各样的新立场成倍产生”——这就是新星效应。

◆ 泰勒讨论了艺术在创造作为我们世俗时代之特征的“开放空间”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他认为后浪漫主义艺术的特征之一是艺术从作为模仿到作为诗歌的转变一一从艺术模仿自然,到艺术创造自己的世界。这种转变之所以必然发生，是因为世界的扁平化意味着丧失了参照物。……令人感到方便的是，艺术从不会向你要求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所以我们无需任何苦修的道德重负便能获得意义。

◆ 关于成熟以及“成长”到“面对现实”的传说是关于勇气的故事一有勇气面对宇宙没有超验意义、没有永恒目标，以及没有超自然价值的事实……这种目的和目的论的失落也有其令人振奋的一面，因为如果一切都不重要，且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一现实，那么我们便具有了某种伊壁鸠鲁式的坚强。这样一个宇宙也许不能提供给我们任何安慰，但同样，“这样一个宇宙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现在，目标的失落也成为了一种解放：“我们来决定所要追求的目标。”

   第四章

◆ 泰勒的确承认已经存在着一种世俗化进程，他也承认在西方很多地方，宗教参与和认同确实有所衰落……虽然宗教也确实有所衰落，但这并非最有趣的故事:“有趣的故事不仅仅是有关没落的，还有与个人以及社会生活相关的神圣的或灵性的新位置。”正是这种宗教的新位置建构了我们的“世俗时代”。并不仅仅是对超自然实体的信念变得不可信了，而是追求一种超越人间福祉的生活变得不可想象了。

◆ 泰勒对“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社会想象”所做的解释一一即“这样一种理解……它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其自身实现人性的方式，因此重要的是找到活出自己的方式，而非屈从于某种从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模式”。正是这种现代的、后浪漫主义社会想象的独特形式，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甚至更短时间内发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社会中信仰的条件”……

◆ 因此，这个世界中最重要的——对，唯一的——价值是选择：“选择本身就成为最主要的价值，无论它是何种事物的选择，或是何种领域的选择。”宽容成为最后一种被保留下来的美德:“不能容忍的罪恰恰是不宽容。”

◆ 现在，在一个本真性时代中，伴随着表现型的个人主义视野，我们有了一个质的改变:“我参与的宗教生活或宗教实践不仅必须出于我的选择，而且它还必须对我有吸引力，它必须讲得通，而且是根据我所理解的灵性发展。”表现主义者铸造了她自己的宗教(或“灵性”)，她自己的、个人的耶稣……一种新的属灵命令出现了:“让每个人遵循自己的灵感之路。不要因为有人指控它不符合某种正统，你就离开这条道路。”

   第五章

◆ 泰勒将“上帝之死”作为一种方式,来概括一种关于封闭世界结构的“集中表达”一一种“一揽子交易”,它令我们倒向一种对我们经验的封闭、内在的解释……“‘上帝之死’的倡导者愿意把‘无神性’看作是科学所揭露出的宇宙的一个特性”,但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解释，一种说明，一种对某个“世界”的建构。

◆ 我们可以思考两种非常不同的对恶的解释……泰勒感兴趣的是在我们如何谈论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重要文化转变——亦即从谈论罪到谈论疾病的转变。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论释学，两种解释我们当下境况的不同方式:“属灵的”与“治疗的”。“原先被认为是道徳的问题,现在转换成了治疗性的问题。”道德问题被转移到治疗的语域；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不再负有责任，而是成了受害者。

◆ 我们发现，我们孤独地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如果真的存在任何意义的话，也必须是我们去制造。然而再一次，这个关于揭示与发现以及“直面实在”的故事，遮蔽了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个发明这一事实。

◆ 泰勒认为我们的世俗时代就意义——或更确切地说,“关于意义的意义”——而言,处在一种交叉压力之下。它并非某种我们可以轻易摆脱的困境,因为“我们所做之事总有一个目的；我们承担起各种计划，与此同时，我们继续维持我们生活的程序”。我们的行动天然具有一种目的论，且它似乎总是暗含地具有一种“终极性”,即便我们时常更关注那些次终极的东西。因为，永远有一种“元问题”萦绕着我们——特别是当“意义”需要澄清的时候：“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 无意义性并不表现为恐惧，而是厌倦——抑或也许是对厌倦的恐惧……在泰勒看来,正是因为我们的不快乐、我们在这些状况中的焦躁，让“我们有理由论说人类中‘对永恒的渴望’，即汇聚散落的意义时刻，使之成为某种整全”。似乎在此存在着某些我们无法摆脱的东西——即便是再多的“理性”无神论也无法做到。其持久性也许能够成为这种渴望值得关注的理由？

[本文摘编自《如何（不）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