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教会音乐和赞美诗。第一本中文新教赞美诗为马礼逊编译的“养心神诗”，它开创了中文咏唱赞美诗之先河， 而最早出现的由内地人创作的赞美诗是席胜魔牧师[1]的《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中文赞美诗发展至今，也有了近两百年的历史。本文要探讨的是中文赞美诗的现状、应用及其反思。
作者：冉漠默
一、教会传统圣诗与现代流行诗歌间的张力
教会传统圣诗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用外国曲调，翻译成中文歌词的国外传统圣诗；另一类是中国基督徒自己创作的赞美诗（包括中国民歌填词作品）。这类诗歌是大多数中国教会聚会中最常用的选择，“两会”出版的《新编赞美诗》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诗歌在形式上较为单一，分为主歌与副歌，且一般为八个乐句之内。歌词由三段以上同一结构组成，大多数歌词具有文学美感，对同一旋律进行反复颂唱，将所要传递的福音信息表达出来。而现代流行中文赞美诗则是90年代后出现的产物。此类赞美诗受现代流行音乐的影响，歌词更为口语化且风格多变，更容易被现在的年轻基督徒所接受，传播也较为广泛。在某些教会和团契中，甚至已经成为了主流选择。此类赞美诗以“赞美之泉”、“小羊诗歌”、“野地百合”……为代表。
毋庸置疑的是，老一辈的信徒以及受过神学训练，或有一定音乐鉴赏水准的人会比较欣赏古典风格的传统圣诗；而大多数的年轻信徒会喜欢朗朗上口，简单优美的流行诗歌，这其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张力。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会众唱诗的由来。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会众唱诗，只有受过严格音乐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吟唱圣咏。而创作简单易学的赞美诗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让会众了解歌词和音乐的意义，更好地参与敬拜。而在当时，这样“离经叛道”的赞美诗是很难被主流保守教会所接纳的。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当时的大众通俗赞美诗早已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圣诗，这是古典传统诗歌的起源。由此来看，谁又能保证如今的现代流行诗歌不会成为未来教会的传统诗歌呢？若是我们硬要把个人对诗歌的音乐风格的喜好作为评判好诗歌的标准，一味地选择固定的古典传统或是流行音乐模式，未免有点偏颇。若是能够荣耀神，传递神学思想，阐明福音真理，同时让人的情感与理性产生共鸣，无论是古典或是流行应当都是可以接受的。会众应当根据诗歌的内容而非曲调风格去选择诗歌，若是诗歌的内容空洞，那么无论是何种风格的曲调对人都无太大益处，只是一种宗教情感的表达罢了。
笔者认为，好的赞美诗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正确看待自己的喜好和其他音乐风格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自己喜好的音乐才是高品味，其他风格是低贱、粗俗和过时，若是如此，就陷入了“论断”的境地。音乐是作为赞美的祭献给神的，神绝对不会觉得古典乐曲的方式赞美比流行曲调的方式赞美更能蒙祂的悦纳，反之亦然。敬拜神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要做的是把最好的诗歌诚心地献给祂。作为教会，应当有智慧的选择诗歌，尽量选择不同风格的赞美诗是能够让会众学习彼此接纳和包容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提高会众的音乐鉴赏水平。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和盼望的心向神赞美吧！
二、赞美诗词曲不配搭的问题
某日我与朋友在行车途中，车内播放着赞美诗。旁边的姊妹说：“这首诗歌旋律真是非常动听，但不知为什么却无法打动我。”也许，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或听诗歌总觉得哪里不对。虽然旋律十分优美，听起来却和流行歌曲相似。其实归结原因，是诗歌的词曲不配搭。我们知道，好的诗歌一定要词曲搭配得当，方能显出真意。现在的中文流行曲调的赞美诗中（古典传统圣诗中也会出现词不配曲的问题，是由于当时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的原因造成）因曲调风格较为突出，反而使人忽略了赞美诗歌词的含义。笔者认为，对于赞美诗来说，好的歌词比音乐形式本身更为重要。一首正确传递神学信息或传扬福音真理的歌词，哪怕配上很简单的旋律都与人有益。乐曲的作用是加强听众对歌词的了解，使歌词传递出来的信息更加深入人心。所以，词曲匹配的赞美诗才是一首好诗歌。若使用大众不熟悉或者音乐风格过于出挑的曲调就适得其反了。
赞美诗传递着圣洁美善的属性和永恒的价值观，这与流行歌曲是截然不同的，若是将福音性的歌词配上风格过于流行的曲调，本身是极不相称的，因歌词传递的宝贵信息容易被轻看或忽略，让人的思维和专注点转向曲调。因此，曲调应当与传递福音信息的歌词相称。
三、赞美诗的中国本土化探索
让基督教更好地根植于与中国文化的土壤，更贴合国人的处境一直是近年来大家探讨的课题之一。而赞美诗的本土化和处境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圣诗都是来自翻译过来的外国赞美诗，这造成了一部分词不配曲的问题，且外国歌词也不符合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在历史上的本土化赞美诗的创作中，有唐朝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以及近代赵紫宸等人创作的诗歌。但大多数教会聚会使用的诗歌中只有少数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作，符合中国教会处境化的赞美诗非常稀少。所以，多创作让中国基督徒容易理解并认同的歌词，让诗歌无论从修辞还是思想上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信仰处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迦南诗歌》，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个人创作赞美诗，迦南诗歌在几年内迅速传遍中国教会，感动了无数华人基督徒的心灵。迦南诗歌大体上采用中国民歌调式来搭配朴实的口语化歌词，自然平实，非常容易让人理解并记住。特别是它的歌词，很多融入了作者的信仰体会而又贴合中国人信仰经历和处境，给苦难中的中国教会和信徒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激励。（本文暂且不讨论迦南诗歌过于浓烈的主观色彩以及神学思想的纰漏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对赞美诗中国本土化一个很好的探索和范例。也许它的曲调风格过于单一，有些人甚至认为很土，但这是受作者所处的环境所限，其创作也是贴合那个时代和地域特征的。神借着作者小敏“接地气”的赞美诗创作让无数基督徒产生了情感共鸣，让复兴的火焰在中国教会和信徒心中点燃。
赞美诗的中国本土化，需要更多优秀创作人的努力。如何让诗歌纵向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横向切合现代人所面对的环境是值得圣乐创作者深思的问题。[2]我们需要专注在圣乐的实用性上，让歌词中的福音信息更加切合中国人的实际，让中国的基督徒更加容易接受并产生美好的果效。
四、后现代主义对中文赞美诗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其特点是反对传统、权威及理性，倡导多元、相对、无序、包容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对教会影响的表现为轻看信条的绝对标准，强调“灵性”，由规范准则转向个人感觉，在赞美诗上则体现为短歌形式的创作。这些诗歌多为歌词简单，且是几句歌词的反复重复，内容主要为对神赞美的感情表达，此类诗歌在聚会中应用后给会众带来轻松、自由的氛围，享受释放的喜乐。
某些教会和青年团契非常偏爱这类诗歌，他们在聚会中大量使用此种歌词类型单一，充满感性，旋律简单化的赞美短歌，甚至摒弃了传统圣诗和其他福音诗歌。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些诗歌无法包含全备的信仰，过多重视赞美而缺乏真理教导，无认罪，恳求，委身以及对神本身作为的内容。长此以往，教会容易注重乐曲本身和会众感观情绪而渐渐偏离真理。 特别是后现代风格的赞美诗配合“敬拜赞美”的形式，容易让参与者注重乐性及表演中的自我发现，易让会众产生自我陶醉，认为自己就是崇拜中真正主体的满足感，模糊了神是整个敬拜唯一对象的意识性。[3]所以，教会在赞美诗的选择上需要衡量此问题，避免后现代产生的音乐形式对信仰之负面影响。
好的赞美诗能更好配合教会的各项事工，传扬神的作为，教导福音真理，以及建立属灵关系。教会应当培养会众唱赞美诗的意识。崇拜中唱诗，不是为了唱给自己和他人听，我们唱诗的对象是神自己，所以大家应当一起唱并且献出我们最诚心的歌声，而不是敷衍了事仅仅张嘴。会众唱诗是基督徒的自我操练，是为着我们成为合一的整体，同心合意向神赞美的方式。盼望有更多更好的中文赞美诗创作，并且教会能够在不同场合有智慧的选择使用合神心意的诗歌。
注：
[1]席胜魔，原名席子直（1835—1896），山西霍州人，英国圣公会内地会牧师。
[2]此观点来自香港圣诗歌词作者陈赞一牧师，其代表作为《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3]摘自《谁主浮沉——论后现代思潮》，李健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