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已经开始了。如今房屋（指教会）着火了，正在坍塌。”韩国Big Puzzle研究所所长尹英训（윤영훈）在一次关于韩国基督教现状的访谈中如此说道。
惨烈的二战后，欧洲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其文明之根基督教逐渐被世俗主义取代，整体上进入了后基督教时代。与之相对应，韩国基督教却在近乎相同的时间轴上，经历了与欧洲几乎截然相反的飞速发展，并成为韩国社会主体中的重要部分，这在近代基督教史中都属罕见现象。
然而为何其又转折陷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严峻局面？上帝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转过身去。
牧师的迷惘
约旦河在韩国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魔戒
当加尔文遇见特洛伊木马
流泪的先知
圣灰十字架
荒原哀歌
数十年前，在韩国济州岛的一间教会，头发稀疏的中年牧师在讲道中分享了一则怪诞的故事：
一位老奶奶与四十中旬的男子面对面而坐，双方表情都十分严肃。这位老奶奶是中年男人的母亲。她眼神沉重，因为儿子刚刚说他不怎么想去教会了。
老奶奶问其原因，中年男人回答说：1. 主日的早晨相当困倦，状态不佳。2. 教会长老的祷告冗长，他打盹好阵子醒过来，祷告都还未结束。3. 他自认音乐水准不赖，而赞美队的歌词与和声听起来都不怎么对劲，音量也该高一些。总而言之，他感到受试探，不想去了。
听了儿子的话，老奶奶回应道：“即便如此，还是要去教会的呀。儿啊，理由也有三：第一，来到上帝面前做礼拜，不能想去时就去，懒了就不去。第二，不能老是拿长老祷告和赞美队来做借口咧，别因人而受试探，要专心敬拜上帝。第三，这个理由听起来既幼稚又令人寒心，都不知该不该说。想想看，你都不去的话教会该怎么办，你难道不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嘛？”
这则滑稽又无奈的怪谈，在十几年前的韩国神学院中就已经流传开来了。英格玛·伯格曼曾在他导演的”沉默三部曲“最后一部《冬日之光》中，描绘了一位小镇上的牧师埃里克森。他原本宣扬基督的爱，后来自身却因现状的苍凉而受到了试探。这原是虚构的情节，却在近十几年来的韩国教会中慢慢蔓延开来。
然而以往的韩国，却曾是全然不同的情景。上世纪中叶，刚经历日本残酷殖民时期的朝鲜人民，尚未从苦难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他们想象不到，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里，上帝将在他们脚下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施行伟大的“神迹”。
1885年的复活节，美国的长老会传教士贺瑞斯·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抵达韩国，成为了基督教新教进入朝鲜半岛的起点。元杜尤传教士建立了韩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的儆新学校，以及位于光化门，被称为“韩国新教母亲教会”的新门内教会，儆新学校就是如今的延世大学。延世大学以及随后成立的护理学校，在当时许多民众心中是现代科学和知识的象征，以至于将基督教等同于现代化。许多慕名而来的学生在学校里不仅求得知识，也成为了基督徒。
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三一独立运动”，基督徒加入运动，虽然教会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报复，但是基督教也因此与韩国民族运动建立深刻联结。
1948年韩国独立之后，伴随着长老会基督徒李承晚的威权统治，基督教迎来了飞速的成长，基督徒从1900年的三万人激增至1969年的三百二十万人。经由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时期，基督教在韩国迎来了最快的爆炸性增长期。在80年代，连圣经注释书籍都到了一度卖脱销的地步。
李沧东在小说《鹿川有许多粪》中也描绘了那时的青年人集结在示威反抗“圣地”明洞天主圣堂的场景，这意味着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完全嵌入了那个时代的叙事中，成为了运动中与韩国民族同呼吸的部分。1988年，韩国实现了四十年威权时代后的民主化，四年后，韩国基督教停止成长。
首尔的汉江，成为了韩国基督徒的约旦河，它见证了国家经济飞速的增长，也默默陪伴着苦难的人们，目睹了炮火、鲜血和彷徨，也见证了哭泣、祈祷与仰望。
在欧洲的一些教堂被售卖，成为酒吧，咖啡店甚至清真寺时，韩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宣教国家。作为曾经改教运动和清教精神的发源地，韩国开始往德国和英国派遣宣教士。这个奇特的场景如果放在一百年前，估计会被人视为痴人说梦。
韩国基督教如今又如何？笔者走访了韩国几十间大大小小的教会，在十字架霓虹灯遍布夜空的首尔，在主日礼拜优美圣洁的赞美旋律中，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教会往日的昌盛仍然被见证着。而我却产生了强烈的恍惚感，因为教会实际上陷入了极大的危机。
余华在散文《韩国的眼睛》里描绘了目睹韩国近代变迁后的感触：
“在汉城，也在釜山和光州，我看到了繁荣的面纱，它遮住了过去的血迹和今天的泪水。到处都是光亮的高楼和繁华的商场，人们衣着入时笑容满面；在夜晚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都是人满为患的饭店和酒吧，还有快乐的醉鬼迎面走来。我无法辨认出八十年代革命的韩国，就是金融风暴中脆弱的韩国也没有了踪影。我意识到繁荣会改变人的灵魂，这是可怕的改变，它就像是一个美梦，诱惑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它让人们相信了虚假，并且去怀疑真实。”
白昼与黑夜交替，这里人的信仰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星期天，人们早早地洗漱出门，迎接早晨的礼拜。而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一觉睡到中午，极少会有人去参加下午教堂的青年礼拜。他们约好了朋友，去弘大或是梨泰院，在烧酒的酒精作用下，暂时忘掉周中的压力和对未来的迷茫，直到第二天凌晨，在半梦半醒中踏入第一班地铁，迎接重复的生活。
他们多数人不再信仰基督教，他们的信仰变成了流行文化，抑或是个人主义。他们在酒桌上对艺人，女团，人气歌谣的信手拈来，如同老一辈在查经班中对约翰，保罗和彼得事迹的如数家珍。这种隐形的代际张力，隐喻了韩国的两个时代，也让如今的韩国的社会分化成了两个平行世界。
据数据统计，现今韩国基督徒比例约为20%，而青年人去教会的比例下跌到了3%，并且往后还会持续降低。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一次系里组织去郊外MT。我与身旁的新生聊天，他说自己在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从小与父母一起参加主日弥撒，而在高中后就与圣堂渐行渐远了。他停顿了一下，突然带着一丝忧伤地问：“学长，我是不是有些罪恶？”我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
本科的时候还认识一位在印尼长大的韩裔朋友，他曾是印尼韩人教会主日学的组长，却因为一位牧师说李舜臣将军死后会下地狱而离开教会，他还说他不喜欢茨威格笔下的那个残酷的加尔文。尽管很多人长大后与信仰疏远，而仍然有少数人坐在餐桌前时，我还是会看到他们在饭前低头谢祷。
四年后，我进入了大学院读社会学，发现自己是系里唯一的基督徒。有次系内聚餐聊到了韩国教会，他们说不喜欢一些教会介入政治的现象。聚会的组织者问大家对基督教的观点，多数人要么冷漠消极，要么不置可否，只有一位说曾经有跟随家人去圣堂，本科时期也读的天主教大学，不过后来也没什么信仰生活了。
聚会组织者转向我说 “你看，现在大家都不怎么去教会了，”然后面对大家：“但我认为教会在社会组织架构上，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家表示惊讶，发出轻微的感叹。是的，这句对基督教进行了实用主义式肯定的话。
基督教间接创造了现代社会，也促成了现代性。而就像韦伯所言“理性的怯魅”，基督教又被现代性驱逐出公共领域。我们享受着衍生的秩序，却不再爱它的源头。西方众多年轻人成为世俗左翼主义者，他们反感甚至厌恶自身所处的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成为了传统的异乡人。比起他们，韩国年轻人或许更多的是对基督教的冷感。
当教堂人烟逐渐稀薄，教会的牧师也许会落入试探。但比起小教会，韩国标志性的巨型教会，似乎更为大众所担忧。
在韩国的教会发展史中，巨型教会的出现和成长成为了标志性的体现，全世界最大的五旬节派，长老会和卫理宗教会曾或现在仍然位于首尔。曾经，牧师这个职分在韩国群众心中几乎是道德背书的代名词，而现在，巨型教会反而成为了社会对基督教公信力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巨型教会的讲台，对牧师构成了一种很深的试探。当牧师对着成千上万的会众宣讲圣经的道时，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在牧师的耳边萦绕：“如同我在旷野对耶稣所言，你只要信靠你自己，我便将万国的荣华赐给你。”
《指环王》改编自托尔金的史诗小说《魔戒》，在第三部里，波澜壮阔的故事进行了到了最后，佛罗多与伙伴山姆历经艰险终于来到了末日山。外部世界仍然正邪交战，兵荒马乱。佛罗多在最后关头，在脚下翻涌着岩浆的悬崖上，竟然对魔戒的光芒看入了迷，迟迟不肯丢下。
魔戒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巨型教会本身无可厚非，但一些巨型教会的建立动机随着社会的繁荣与安定，开始变得暧昧起来。表面上强调为了复兴，实质成为一种隐晦的“成功神学”，这类教会往往注重信徒人数的增加，教堂建筑的重建与扩大，使信仰变得功利化与庸俗化。随之而来的是巨型教会因为金钱，权力，名誉，情欲和世袭等等而产生的令人痛心的负面新闻。
魔鬼轻轻推了一下，这些牧师便以上帝之名荣耀了自己，带着眼前成千上万的会众，一起下沉坠落。
不过有人倒下，也有人站立。“韩国教会到了这般境地，是因为‘教会成长主义’的原罪，摘下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一旦‘教会成长’变成尘世目标的瞬间，就开始了本末倒置的乱象。”已经隐退的牧师金奇锡（김기석 목사）如此说道。金牧师曾是淑明女大附近青坡教会（청파교회）的主任牧师，他被人们称为“韩国社会的温度计与指南针”。金牧师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保持一年平均一百五十本书的阅读量，并在牧养、散步和写作中度过了其大半生。
我曾去拜访过一次青坡教会。穿过地上的地铁隧道，首尔市中心的这片地带，沿路却基本都是上世纪式的简朴房屋与商铺，教会就坐落于街边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去往礼拜堂需要行至二楼，顺着楼梯上去的墙面上挂着好几幅古典画作。礼拜堂不大，但庄严肃穆，会堂里的灯散发着古典艺术美。
金牧师崇高的精神内化在新任牧师的讲道里，仍然在这间教会延续着。福音不仅在华丽的宫殿里，更于朴素之处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如同耶稣降生马槽，为税吏和妓女施洗。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在2009年携手牛津大学史学教授麦克库洛赫（Diarmaid macCulloch）推出纪录片《基督教历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纪录片有一处段落，是从过去西方移动到近当代韩国，叙述中用了大部分篇幅聚焦在了韩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教会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Yoido Full Gospel Church）上。
这间位于首尔汝矣岛的教会有近80万信徒，由韩国最人尽皆知的牧师赵镛基（조용기）建立。赵镛基牧师作为灵恩派甚至韩国教会的代表人物，曾经一度被当做是韩国无数牧师们的目标——“我要成为第二个赵镛基”。
韩国虽然大部分教会是改革宗长老会（Reformed Church），但灵恩主义（Pentecostal Christianity）却像无形的幽灵一样对韩国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坊间流传着一则俏皮话：“韩国教会从牌匾上看全是长老会，而开门进去后发现都是纯福音教会。”这句话虽然有夸张成分，但它一针见血地描绘了韩国教会的核心特征——“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和灵恩派神学的炒码面（짱뽕）”，很多教会都包含了这样一种神学混合色彩。
许多基督徒知道强调圣灵、神谕、说方言是灵恩派的特点，但灵恩派早已内化在了一个更普遍的载体上——基督教现代敬拜（Contemporary Worship）。韩国教会为了保留和吸引他们认为更喜爱流行氛围的年轻基督徒或大众，在新教几乎所有无论大小的教会中设立了青年礼拜部，并引导年轻人去现代敬拜风格的青年礼拜，而不是本部的传统古典礼拜（Classic Worship）。
有一个曾困扰我许久的疑惑，那就是礼拜仪式的风格，究竟是相对主义式的，还是有实际的价值区分？
有天夜晚，我去到光化门的新门内教会参加几间教会组织的“韩国青年联合祈祷会”。祈祷会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进行几乎与流行演唱会氛围无异的敬拜，而其中一幅场景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穿着鲜艳服饰，台前带领赞美的人突然拿起了一个鲜红色喇叭，开始蹦跳并高声喊唱。他们唱到了其中一句“这片土地将迎来复兴”时，时间像凝滞了，我从氛围中完全抽离出来，望向四周欢快跳跃的数千青年人群。有种强烈的荒诞和荒凉感占据了我的内心。那一刻我终于想通了，不是“迎来复兴”，而是“迎来塌陷”。
《圣经》里有言：“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诗篇 98:1）但有一个前提，使徒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12:2）
1992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喜剧电影，名叫《修女也疯狂》（Sister Act）。夜总会歌手迪劳丽丝因无意间目睹一场黑道谋杀而上了追杀名单，警方为了保护她将她送到了修道院，她一瞬间成为了修女。
好动活泼的迪劳丽丝被安排进了唱诗班，美妙的故事开始了。弥撒时的传统赞美变成了流行旋律的合唱，赞美变成了另一种有活泼感染力的形式，弥漫在圣堂内。但她们对上帝的敬虔丝毫未减，我们在观赏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世俗不雅。
如果对比电影里的现代赞美和当今的众多现代赞美，也许就能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不是现代敬拜本身无益，而是它容易沦为本末倒置的游戏。
李建安博士说，现代敬拜潮流受到四个主要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市场消费主义和快餐文化现象。很多灵恩色彩的赞美，其表演性质大于了在上帝面前的敬拜。上帝不再是一位威严尊贵的君王，而是一位需要语言和廉价的符号来安抚的少年，这不是顺应时代的“向耶和华唱新歌”，而是对其失去肃穆仰望的“效法这个世界”。
一位即便没有受到过任何审美教育的人，当他站立于德国科隆大教堂或法国巴黎圣母院旁时，心中都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崇高和敬畏感。所有人天生就具有对于神圣（sanctity）和世俗（secular）的审美分辨力，而这绝对不是相对主义式的。
韩国众多的现代敬拜，以及青年礼拜部的策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滑坡效应”，甚至可以说它几乎让年轻人消磨掉了信仰深度。很多青年礼拜变成了灵恩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悄然渗透进了长老会教会中。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基督徒面临断崖式下降的困境?因为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已几乎处于‘逃无可逃’的境地，无论在教会外还是内，都已经无法全然体验‘分别为圣’的崇高与庄严。
在如今江南新沙附近的一栋现代建筑里，“隐藏”着一间现象级的教会，名为Basic Church（베이직교회）。这间教会在建筑外部没有任何显著的标识，也没有十字架。进入礼拜堂需要经过现代水泥风的楼梯，像是在地下隧道穿行。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名为赵正民（조정민），生于1951年。
赵牧师以回答信仰的各种‘疑难杂症’而广受年轻人喜爱。每次下午的礼拜结束后，台上就会多出两张椅子，随即开始牧师与网上提问者的问答环节。这一特色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赵牧师曾说自己是母胎信仰，不过是母胎佛教徒。青年时期的他在延世大学读政治学时，曾数次拉着基督徒朋友去寺庙参拜。后来硕士毕业，他成为了MBC的知名记者并一直从事于此，直到中年时期的某一天。
有天他的基督徒妻子早早起来去参加教会的凌晨祈祷，他却认为妻子进了异端邪教，出于解救妻子和曝光逮捕该组织的目的，他扛着摄像机跟了过去。结果在那次晨祷会中，他的心被触动，莫名其妙被耶稣“逮捕”了。之后他开始以记者的视角研究和寻求信仰，当时他刚成为IMBC社长没多久。最后他还是立定心志，放下了手中一切事务去往美国攻读神学。
后来赵牧师回来建立了教会，Basic Church成为了韩国许多彷徨年轻人的迦南地。在大部分年轻人过着他曾经过的生活的时代，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教导他们圣经的服侍中，引导他们过跟随耶稣的人生。
在圣经旧约中，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他因为接受上帝的使命而毕生呼喊犹太人停止悖逆的道路，呼召他们悔改，然而最终还是看着整个国在眼前覆灭。耶利米也由此被称为“流泪的先知”。
青坡教会的金牧师在一次讲道中，发出如此感叹：“在青年时期，我之所以会选择读神学，是因为心里怀揣着一种景仰，那就是在我遇到的天才中的天才里最美好的耶稣，为了跟随祂我愿意付出一生。在这样的信念下，我选择了这条路。然而，我曾经所仰望的如此美好的耶稣，被如今的许多韩国教会丑陋地消费着——以耶稣之名，反而使祂遭到否定，剥夺了耶稣之精神。当我看着这一切，心中有种难以言说的悲伤。”
赵正民和金奇锡牧师，还有散落在韩国各地忠心于信仰的牧者，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流泪的先知”。因为现状令人哀伤，或许也因为他们感到韩国教会已几乎后继无人。若非如此，为何李承晚时代出生的长者，会成为牧养年轻人的标志性人物？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成为了一条分界线，当代韩国几乎所有最敬虔卓越的牧者都生于七十年代以先，而此后出现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断层。
七十年代出生的韩国人，他们的成人礼与韩国的民主化完全同步，繁荣代替了苦难，他们享受到了老一代人拼命所争取下来的一切。而七十年代前出生的韩国人的一生，也许就是一部韩国近代史的缩影，他们亲眼见证了韩国如何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蜕化成如今灯红酒绿，轰鸣不息的繁荣社会。
十年后呢，十年后的韩国基督教将何去何从？十年后，这一批牧师将纷纷隐退，结束一生的劳作安享晚年。也许十年之后，首尔这座城市的讲台会被朋霍费尔所言“廉价的福音”所占据，也许人们寻遍教会所有角落，都再也听不到但丁和弥尔顿，三浦绫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这些垂垂老矣的牧师，再也等不到以利亚之后，以利沙的出现。
在一个礼拜天上午，我走访了城北洞一间山脚下的教会。这间教会不大，园地的正中心高耸着一座红砖砌成的钟楼。我走进教堂，里面坐满了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和白发的老者。礼拜结束后，我从长椅起身准备离开。
快行至大门前，牧师在与离开的信徒握手问好，我的视线突然被门上方的景象吸引：透过半圆形玻璃花窗，外面摇曳婆娑的树丛在明媚阳光的轻抚下，有种难以言表的温暖与美好。
出了门，外面晴空万里。我看着园地里形形色色的身影，有安静在门口等候的青年人，有牵手经过的夫妇，还有不远处在滑梯旁奔跑嬉戏的小孩——这是韩国普通家庭稀疏平常的一天，也是每周中分别为圣的一天。这是一幅温馨的画面，我在感动之余走出了教会。
漫步在马路边，我不自觉地想起近期研究韩国基督教后，所得出的结论：“如果现状没有迎来巨大的转折，那么曾经近乎奇迹般复兴过的韩国基督教，将会在半个世纪内落幕，归于寂静。”
我知道这是悲观的观点，但同时我也明白，未认清现实的乐观是盲目的，甚至这种盲目的乐观，可能反而会加速衰落的处境。
神圣的小教堂，高耸的钟塔，园地里交谈着的人们和孩子爽朗的笑声，这一切美好的画面，也许都将被荒芜替代，再也没有生机。顺着城北洞的坡向下，想到这些画面，我的心突然像被灼烧一般，难过地流下了泪。
韩国诗人尹东柱的这首《十字架》，也许代表着韩国诗歌在苦难和仰望的意义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当时他所处的日本殖民时代，“连钟声都还未传来”，不是因为不被允许敲教堂塔顶的钟，而是连很多钟都被日本军队拿去造了武器，根本无钟可敲。
1939年，尹东柱在延禧专门学校求学的时期，曾经每天保持写作的他，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停下了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再书写。因为那个时代的黑暗，让这位敏锐的诗人内心倍感哀痛。
后来他被《圣经·马太福音》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所打动，在重新提笔之后，写下了《八福》：“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我们将永远哀恸下去。”
C.S.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为要叫醒这个耳聋的世界。”什么是祝福呢，人们该如何定义祝福？繁荣和平的年代是祝福，还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是祝福？时代与时代的背后，仿佛隐藏了一种迷离的悖论。尹东柱在炮火纷飞的时代写下了流传于世的动人诗歌，一如T·S·艾略特在一战的废墟下，怀着对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哀伤与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写下了上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集《荒原》。
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刚于不久前辞世，他提出的“盼望神学”曾在二战后激励了许多因为残酷的奥斯维辛屠杀，而苦苦寻求公义的西方大众与知识分子。
莫尔特曼出生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16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在一次代号为‘蛾摩拉’的攻击结束后，莫尔特曼漂浮在湖面上，紧紧抓住一块碎木片，他的朋友也死了。“当数千人在我周围的大火中丧生时，我第一次向上帝呐喊：祢在哪里？”莫尔特曼说道。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那位写下《正义论》的罗尔斯。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以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理论闻名于世，但他早年原本希望成为一名传道师。罗尔斯的人生与莫尔特曼截然不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大学毕业后准备去读神学作传道人。二战同样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战壕中眼睁睁看着战友被炸得粉碎。从战场回来后，他再也没有祷告和去过教堂。
其实神义论的核心，就是“上帝祢在哪里？”。人们在罗尔斯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稿，发现他并没有离开上帝，但对于神义论的追问，他用了一生保持沉默。灾祸发生，抑或教会衰败，人们沉浸于痛苦，抑或人们迷失于享乐。上帝祢在哪里？
1972年，莫尔特曼的第二本书《被钉十字架的上帝》出版。他将“基督的苦难”和“基督徒的盼望”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教导人们应该“相信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复活，并在祂的终极现实和未来的光照下生活”，或者说：“上帝与我们一起哭泣，以便有一天我们能与祂一起欢笑。”
十年前，还是那位头发稀疏的中年牧师，在庆尚南道的一间教会中讲道。他提起曾经和几名牧师一起驾车去小岛旅行的故事。
那座小岛名为华岛，需要从邻近的一座大岛东南边，经由笔直的连接路驶入。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靓丽的风景，就是一座很小的岛屿，岛上某处矗立着一间“华岛教会”。下午临近六点，牧师们驱车离开那里，重新驶进连接大岛的海路。
这条路很窄，只容许两辆车贴身经过。路两边由碎石铺成，周围的水波时而褪去露出滩涂，时而随着微波漫上路面些许。车于其间，有仿佛行驶在海上的错觉。
他们看见远处驶来一辆车，临近发现车主戴眼镜穿着西装，突然意识到他就是岛上唯一的那间教会的牧师。他们停下车聊了许久，远处的太阳从山腰落入海面上，整个海面被染成了鲜艳的金黄色，像一幅无边的流动画布。
最后华岛的牧师向他们祝福道别后，向前驶去。牧师们在路的尽头下车回头望，看着那辆车在灿烂的夕阳下，慢慢驶入小岛。
“这位牧师为何要去往那里？”中年牧师停顿了片刻，“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数千名信徒参加的祷告会？播放他讲道的信仰电视频道？人们认为他是优秀牧师而给予的掌声？绝无可能。等待他的，也许只有零星的信徒来参加晨间祈祷。这位牧师为什么要向那里驶去？”
“使命，是使命。”牧师坚定地说：“等待耶利米的是将亡的国家，无人听先知之言的族群，然而耶利米至死都跟随上帝，从未放弃。”
最后，中年牧师以尹东柱的一首诗作为结尾，结束了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