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7月 2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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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无助的愤怒

1976年初,乍暖还寒时节,前后发生了两件事,让我深深体尝到被疏离、无法对话的滋味,那时也正是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刚开学的时候。

第一件事发生在当时还十分繁荣的西门町。我的姨妈在一条热闹的街买了一家旧店铺,正在整修,拟把风行家乡台南的肉类食品推广到台北来。母亲偕同她到台北来视察整修进度,嘱咐我到店址找她们,充当逛街向导。

那时,“欧洲文学史”的课正要教托尔斯泰的《伊凡·伊列区之死》,我需在隔天上课前把这篇小说读完。所以,随身带着书,利用等候的时间,登上店铺二楼靠街的卧室阅读

这篇小说描写帝俄时代的一位法官,壮年突罹恶疾,面对死亡,除了身心备受折磨之外,多年奉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全面遭到空前的挑战。

直到下公车之前,我已读完过半,停在伊凡·伊列区对周围亲友产生厌憎的段落。

明明他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大家还以虚假的希望哄慰他,无形中要他以上流社会所追求的“雅正”品味看待这件事,仿佛这只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日常小事,就像一间高级住宅的客厅,突然被一位蛮汉闯入,散了满室腥臊。


推门进入那间卧室,把门关上,以为可求得一处闭静的所在,专心看点书。谁知却是自投罗网,轰轰隆隆的巨大敲击声不断从对街的建筑工地传来,是刚才没特别注意到的。往窗外一探,两根五楼高的柱状机器正交替地进行着打地桩的工程。

我原可拿着书下楼去,跟母亲或姨妈闲聊,把等候的时间打发掉。然而,站在窗前,面对打桩机和它所发出的爆响,我觉得自己像伊凡·伊列区一样,正在接受一种自己无法抗拒的冲击。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感觉呢?是脆弱的人面对强大的机器自然产生的恐惧?从小在铁工厂长大的我应该不会把机器和它的声音当做“异质”吧?

是一位文科学生毕业在即,预感到现实社会的物质压力,觉得自己的人文理想面对巨龙般的社会现实,简直像被点了穴的英雄侠士,丝毫使不出一点力道?

是又不是,当时我已决定毕业后到一家福音出版机构当杂志编辑,心里似乎已作好妥善准备。

是自己架构起来的一个雅致、整合的生存世界,突然遭受庞然怪物的侵犯?……总之,后来陪母亲和姨妈逛街时,周围的城市景物变得非常不真实。

过了几天,台大团契举办了一个福音布道会,由一位知名学者证道,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可信性。

我邀请班上自己欣赏的两位最有文学慧根的同学参加,他们恰好是一对要好的男女朋友。两人欣然答应赴会,我有点受宠若惊。

坐在台下,我觉得台上证道的人讲得头头是道,难得听见有人传福音每句话都讲得合乎逻辑。

但是散会后,当我趋前去询问他们的反应,其中的那位女同学,用一种惶惑又略带愤怒的眼神看我,劈头一句:“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语言?我完全听不懂,完全无法从自己已有的认知来了解、接受他所说的一切。”

听她这么说,几天前与打桩机面对面相遇的那种感觉又涌回心头。这次是“感同身受”,我用这种感觉去体会她的感觉。她和我一样,对自己的无助,知性的无助,感到愤怒。

让她陷入这样的困境,又不知如何帮助她,我非常愧疚。由于先前的那一次经验,我知道,这种困境,若认真面对,其痛苦绝不亚于伊凡·伊列区受死亡威胁的痛苦。

这件事之后,这两位同学和我之间的关系,渐渐疏离起来。或许,他们觉得,我的信仰使我成为一个无法对话的人,而由于心存愧疚,面对他们,我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坦荡自在。

篇是神与人性的对话、信仰与文学的对话。无论是50年代的路益师或80年代的奥特教授,都试图透过诗篇的解读,与当代的文化界对话。

我利用哺育两个幼儿剩余的一些零碎时间,点点滴滴译出路氏与奥氏的读诗心得,是在跟自己对话,跟我所有的文学朋友对话,也跟基督徒朋友对话。

但愿这本书使你更懂得如何藉着读诗篇,与自己的人生对话。


曾珍珍1991年5月8日于西雅图


编者注:本文摘自路益师:《诗篇撷思》,曾珍珍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1年;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译序/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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