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和叔本华有些相似，他俩都认为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斯宾塞事业的终点，他发出了人生不值得一活的感慨。他有着大多数哲学家的通病，看得太远以至于无法看到现实中一切拥有美丽色彩和线条的东西。
斯宾塞认为终极原因的本质无法为人所知，或者说“实在”是永远不能被体验的，实在是本体，可以设想但却不可知，即使是最发达的人类理性也无法超越现象。我们用理性去解释超越现象的东西，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胡说八道。人类对这种不可知力量的认可是一切宗教真理的精髓，也是一切哲学的开端。当提出不可知论之后，哲学便可以放弃对其不可知的探究，而转向可知的事物。
斯宾塞幼时懒散，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论是幼时还是年轻时代，他没有上过一堂英语课。”他四十岁时读《伊利亚特》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并说“即便给他一笔钱，他也不想读它。”斯宾塞反感一切奉承巴结，他连续四十年不接受政府颁发的任何荣誉。
斯宾塞是达尔文时代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正是他为“新大陆”绘制了地图，斯宾塞也可以说是达尔文时代的哥伦布。斯宾塞的祖母非常虔诚地追随约翰卫斯理，但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家唯一能够见到的没有任何信仰，也不信任何宗教的人。”
历史上很少有像斯宾塞在事业上断断续续漂泊不定，他早年沉迷于钟表的构造，但慢慢地他还是终于踏上了哲学这块土体上，并勤勤恳恳地开出了自己的土地。他明显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马尔萨斯认为如果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饿、战争和疾病，因此他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斯宾塞认为新物种的起源是对旧物种的渐进改进是毫无现实依据的，他认为新物种的出现和人由受精卵开始成长、植物由种子开始长大一样，并非神秘莫测不可思议。他认为生物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说不定还适用于其它学科，他主要将进化论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因此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1862年，斯宾塞发表了《第一原理》，他在此书中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和《物种起源》成了当时笔墨大战的焦点，《第一原理》为斯宾塞赢得了声誉，但当时这本书却让他陷入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也一度让斯宾塞救护失去了锐气，因为当时进化论普遍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不堪入目的东西。好在就在此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给斯宾塞写了一封信，不仅鼓励他坚持写下去，而且关键是他保证斯宾塞的作品可以出版，否则的话斯宾塞将陷入生活巨大的贫穷当中。因此，这也就有了斯宾塞的《综合哲学》
在《综合哲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一般被称之为《生物学原理》，斯宾塞将生命定义为“生命是为了适应外在关系而对内在关系的不断调整。”生命的独特在于它能够预测外在关系的改变，从而主动调整内在关系，就像动物卷缩自己以避免伤害，人类生火以烘烤食物等。
斯宾塞认为智力的发展似乎与生育是相悖的，拥有强大生育能力的个体一般在思维方面较为迟钝。相反，如果个体在学习期间过多地进行脑力活动，那么该个体的生育能力就会下降。由此，我们可以预测人类进化的下一步便是生殖能力的下降。
斯宾塞认为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军事上实行中央集权，并以君主制为其国家的制度，他们灌输的合作精神是集体式的、强制式的、且崇拜战神。文明不过是灾难与灾难之间的一段不稳定的插曲，因此高度文明社会化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取悦于战争的结束，而这一人类终极理想的实现则取决于工业社会的发展。
斯宾塞认为在工业社会里，军人不再位高权重，爱国主义也不再是对他国的仇恨，而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保证国内和平成为繁荣成为第一要务。历史不再是研究战争的国王，而是转向研究工作中的凡人，载入史册的不再是风云人物，而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和创新的思想。人类的信仰也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认为个人为社会而存在，相反社会则应该为个人而存在。
斯宾塞一方面反对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自己的祖国英国，和极具典型军国主义的法国和德国，另一方面他讲英国看成未来工业社会的典范。他也反对诸如圣西门、傅里叶等社会制度，他认为身边的社会制度不但混乱，而且残暴，他如饥似渴地寻找新的社会制度，最后他开始支持合作社运动。
1893年，赫胥黎曾提到不能用生物学来指导伦理道德，他说：“大自然血淋淋，四处尖牙利爪”。斯宾塞不同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就连他自己都曾承认，他的进化思想是以拉马克的习得性特征遗传理论为基础。拉马克认为生物在新环境的直接影响下习性改变，某些经常使用的器官发达增大，不经常使用的器官则逐渐退化，即用进废退，并认为这样获得的后天性状可传给后代，使生物逐渐演变，且认为适应是生物进化的主要过程。
斯宾塞认为道德准则和拉马克所的生物净进化说一样，其实这样的道德准则非常模糊，因为人类为符合人生目的而形成的具体行为要求随时随地的变数非常大。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某些地方被视为道德的行为，可能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被视为极其不道德。
斯宾塞将英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中的享乐主义同生存和适应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适合进化式的享乐主义。或者说，他一直尝试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如何达到平衡，哪怕是道德准则也应该如此权衡利弊，更不要说社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