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格木
录音：云峰
地点：金桥
时间：2021. 4
2021年和云峰一起去金桥看陶老师，听他讲这几年关于欧亚非大陆文明的变迁的研究。见缝插针多问了几句那些年的事，没聊完就去吃午饭了。想着以后时间还多，谁知却成的未竟之访谈……呜呼哀哉！陶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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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伦理学是从研究太阳开始的，中国是从八卦开始，转到阴阳合历，阴阳世界上没有超过这种认知方式的。阿拉伯人，还有基督教把太阳的规律拿来，把月亮的对人类的影响扔掉了，这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阴历是太阳历，是十九年七润，陶老师（我）的优点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不仅仅是知道一点名头，还能把这道的都联系起来。（微笑）
对历法感兴趣是开始
这个很早了。这个是从我的二姑夫那里知道的，他在上海当教师，他说的话影响到我。那时候我上高中。阴阳合历的问题，我在中学就知道了。他（姑父）也没有跟我说，他一提十九润七是他告诉我的，我就推算，那时候对数学有兴趣，什么都用数学来试试，爱琢磨。
您后来没去学数学，为什么呢？
我当时数理化好，文科并不好，但是我为什么不学数理化呢？我喜欢开阔，不喜欢具体而微。我哥想让我学开汽车（我没兴趣），我奶奶当时还在世，她想让我去学银行，我没学。我要是听我奶奶的话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大财主了，是银行家了。（哈哈哈）
我不愿意学习数理化原因，更重要的是那时候都学的是工科，不是理科。都学的是工科的名词。我一听工科就觉得都是很狭窄。我从小就心大，想知到的东西太多。
我是56年上的北大法律系。1955年院系调整已经完成了，克强也是北大法律系的，那时候他才出生。教过我的老师也教过他。
我是没办法才读书早。我是属老虎的，老虎的尾巴，阳历就是39年了。我家在无锡槐树乡新生路。
我苦，我娘刚生下我，日本人就已经来了。我1944年就上学了，当时我上辅仁中学，那是在无锡很有名的学校，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之后来无锡创办的。在上海也有分校，就是后来的六十四中学 。
鬼子投降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日本鬼子投降，国军入城，我哥去欢迎。我哥比我大七岁。大约当时12岁，我叔公有个院子，我哥把我交给叔公家里，他就去欢迎国军了。那是我才上小学一年纪，我也想去看，就爬到树上，结果跌了一跤，脱臼了。我哥和我当时都在辅仁小学上学。
初中的时候解放了，我50年考初中，头一年我就考了辅仁中学。备取第8名。备取就是你等着看吧，不一定能上。我姐姐从上海回来说，那不行，还是得考，去考了无锡第三中学。
是一个私立学校，一考就录取了。
等到开学的时候啊，辅仁中学也是吓唬吓唬人的，所谓的备取实际上就是录取了。然后我就去了辅仁中学。我是
辅仁中学 初一的时候工科不好，及格还是及格的就是不优秀。初二的上学期功课也还是一般，我就想我的同学都能考八十分为什么我的功课就只有七十分，洪汉鼎功课好得了不得。他怎么这么好，我要和他比比的，初二的下学期就八十分了，初三的上学期就85了，初三的小学期就90多了。
学校里看着我，有些老师就说，这个孩子厉害啊。等上了高中，学校里要重用我，要培养我当学生会的副主席。我就去了干了一段时间，没干好。我当时不会说话，语言表达能力不行，不会演说。不像现在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做学生会主席是要学着说话的，要在很多人面前说话的。
但是我学不来。进了高中也入了团。学校说这么好的学生不能说话当不了学生会领导，就去团委吧。就到团委去当了组织委员，组织委员不用太说话。刚开始还是个副的，正委员是我的师兄。后来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团委副书记。
高三的时候党支部看上我，想要发展我，但是一看年龄还不满十八岁，就暂缓了。
当年有留苏预备生，那时候已经是高三快毕业了。留苏预备生那时候主要是工科，我不想学工科。
我的历史老师是国立南京大学国际法的研究生毕业。解放后吃不开了，到中学来教书当我们的历史教师。他跟党支部建议说，尊重学生自己的意见。我就没有去留苏，学校准备换另一个同学去，就是我华东纺织工学院的那位同学。
当时，他学了一年俄语，我们这个年级忽然不派了。说要改派研究生留苏，不派人学本科了。组织上说你自己挑学校吧，我这个同学就从北京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后来成了办公室主任。
我就学了文科，我政治条件这么好，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送到法律系。是有原因的，法律系是要培养干部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北大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法律系的，法律系是培养三梯队的。
结果，我进去了不争气。开头要我当团组织委员，我辞掉了。我说我中学搞团的工作把功课都耽误了，不想干。原来我数学很好，但是后来当了团干部，三角函数我就学得不是很好。所以到了北大我就不想做团的工作了。
反尤
反尤派的时候，我想，明明是你们叫说的，大家说了以后你们又叫大家反尤。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论。我觉得我幼稚得很啊。那时候刚上大一。我觉得我看大字报都来不及的，你让我说啥。
反尤我开始不参加，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要来啊，这都算上课的。我就去了。不去就是缺课。但是我去了不发言，不说话。
后来红专辩论了，要开始要整治我们这个不积极的人。抓住我们的把柄，我当时说过一句话：现在尤派这么多，这是对政治教育的讽刺，政治教育工作没有做好，所以尤派这么多
就这句话被逮住了，让我作检讨。我当时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也没有想那么多。后来，还是我年纪轻救了我。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小孩子，年龄小个子也小，小不点是个孩子，同学们保护我，也不让追究我。
我们之间隔了堵墙
我们班里打了三个尤派，后来有人退学，又来了第四个被打成尤派，是上海去的。他说了个啥呢？事情是这样：
星期天要出去玩，本来要一块去的，当时党支部书记在里面慢腾腾的，我其实也在里面慢腾腾的。上海这个同学是运动员出身的，行动迅速。他喊你们怎么这么慢啊，他说的话快点嘛。他说的话我们听见了，书记说，你说的啥，隔了堵墙，和书记说话隔着墙。
他说，“我听不见书记说话，隔着一堵墙，他在窗外”。‘’书记在房子里，我们隔着一堵墙呢”，就这么一句话，他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大概得罪了书记。
尤派比例
因为这句话打成了尤派。但是他不是江隆基时打的尤派，江隆基走了，来了个陆平，是陆平来了之后补画的。所以一开始我就对骆平没有好印象。这算什么玩意儿，还要补划成尤派。
江隆基在的时候，对学生们对教师们他是很柔和的，他说，学生们不懂事，年轻着呢，调理调理就好了。当时我们班30个人，3个及就已经是百分之十了。陆平还要增加一个，什么东西！
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去了甘肃。我算好的啦，我们班三十个人，青海十个，新疆八个，宁夏五个。江苏一个都没有上海一个都没有。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信得过的就留在北京，书记信得过的就留在北京。
我们当时三个班，第三班总得来说分配得比较好。我在一班的还有二班的分配比较差。北京留了几个，河南去了一个，东北去了一个。
甘肃去了四个，我在兰州，还有一个是山西省委组织部的。他是调干生，山西没名额就来甘肃了。甘肃省委一看，他反右派又没有问题，又是党员，又是山西省委的调干生，就安排他协助分配工作。我当时是老小啊，我的同学都对我很好，他协助分配，把我分到兰州市检察院。还有两个，一个去了静宁，一个去了甘谷。他自己帮助分配完了，就回山西去了。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哥。
去静宁的同学身体有病，有癫痫病。后来不好，回了安徽。甘谷的同学是河南人，文革结束以后回了河南，在郑州大学教书。他是被开除团籍的。我是被批判批判没处分。他被开除团籍。
“破落户”
我们家是破落户。我爷爷是做米行的，是无锡四大米市，做得比较大。我的爷爷四十岁就去世了。我老爹才八岁。我奶奶寡妇拉娃娃，两个儿子三个姑娘。大儿子就是我的伯父在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做事情了。到东北做事，死在了东北。
我的父亲才八岁，奶奶带着，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哭的很。我奶奶靠他娘家资助一些。爷爷去世家里也还有一些家底，还有很大的房子。把很大的房子卖了，给老大家分了一份钱，买了房子。老二和三个女儿还没有着落。
大姑娘后来很快嫁出去了，还有我父亲和两个姑姑。奶奶带着，寡妇拉娃娃。我父亲虚岁十五岁就当学徒，米行扛包，我奶奶认识米行的人多，让他去做学徒。但是我父亲上过学，念过书，当时的小学学过英文，还会打算盘，就在米行做事。
父亲
我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无锡的庆丰纱厂，唐家的，香港的唐英年的老家，差点当特首的那个。唐家在米行来找人，我父亲就去了。但是才去没有多久日本人就来了，飞机轰炸的时候把纱厂炸了。
炸坏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炸毁，但是开工已经不行了。唐家的老板很关心自己的员工，过了一段时间，唐老板在上海的宝丰纱厂是开工的，请我的父亲去上海当会计。我父亲就是三九年进上海，我刚刚出生。
那时候他是一般的会计，我奶奶大概心理也明白，不肯跟着到上海。我们一家还在无锡，但是我姐姐大了就跟到上海了，我的哥哥大了也跟着到了上海。他们都到上海上学。
我留在无锡上学，结果我在无锡读书很出色。功课突飞猛进，但是我不会讲话。后来当了教师才学会讲话。
你饿了吧，陶老师带你们去吃酱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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