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2023年元旦）8点分享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zoom号码850 1039 6377，密码944970。本文不长，阅读只需几分钟。快速浏览提纲，请拉到文末了解。忙碌且快速写成，来不及修订，待有闲再修订，请诸君鉴谅。
因为信息既涉及到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亦涉及到人的行事作为之判断，再涉及到你如何应对所面临的处境，更涉及到你的观念与信仰。而在中国获取正确的信息，其成本之高昂，并不只有今天的水军故意污染信息。更在于有史记载以来，自周厉王以降的类似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做法，形成对了解真相信息的官方围堵史。在现代意义报刊在中国诞生之前的“邸报”或“京报”，都是对信息加以垄断、窜改及修饰性发布的具体体现。可以毫不法夸张地说，中国历史是一部信息管控史，至今仍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在有些地方呈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
中国新闻史特别是报刊史的近现代化，就像医院、慈善、教育、交通、政治等方面的近现代化一样，无一不呈现出全球化因素的影响。而全球化因素，其中的一个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传教历史的影响。 从近百年前出版的报刊史权威著作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到这本201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才将一些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一些源头性问题，稍微分辨得比较清楚。可以说，卓南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史料的勤奋努力，以及细致的考证功夫，的确是很令人钦佩的。这一点已在宁树藩《新加坡人对中国报业史研究的新突破》一文中发掘出来，不劳多来多说。
对史料的重视是好的，但史料是不是就真的能自动说话，“史学就是史料学”呢——傅斯年先生等人均如此认为——从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一书，我们就不那么高兴得太早。换言之，无论是戈公振到卓南生，都是以撑握报刊史料及其相关考证，来胜过许多人的，但他们对史料的判定，特别是那些报刊的评论是否都公允呢？是否在这一百多年里有多少进步呢？不无遗憾地说，其本没有。相当自负的卓南生在《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一文里，显示出他评价中国近现代史自然包括报刊史，为自身前设所囿而存在的不足，却不自知反而振振有词的情形。
首先，他对传教士所做系列贡献，缺少哪怕只是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来看的公允评价，更不用说更为宏阔的全面评价。人都有罪性且有局限的受造物，包括传教士也不例外。你不能因为自己不能理解信仰本身，而持有一种对其作为和动机的诛心状态。我们得承认传教士郭士猎是个多面性的复杂人物，其传教过程中所做的一些事情，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充溢着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漫画性评价于事无补。远的不说，郭士猎的确在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卓南生这本书被修订过很多次的书里，一会儿说郭是中英南京条约起草者（一会儿说是马儒翰），一会说郭是此条约的翻译者，这种前后矛盾看上去是小道，但还是藏着他在史实考证上“政治正确先行”，而对史料的精当远没有像他所表述的那般精当。
再者他用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来否认近现代报刊发展当中，传教士及相关西方人士所做的客观贡献，充斥全篇。在这样的时候，他对史料考证的客观追求，就被他在议论的时候丢诸脑后，这是史与论很不匹配的突出表现。传教士以及西方人来说自己的文明比中国高明，而且有具体的先进之处，很多都是显现易见的事实。虽然其实在我们看来，传教士来中国传西方文明，其实是偏离了福音的靶心。因为即便在许多地方比中国文明高明的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罪人不完美的产物。而且传播西方文明其实对传播信仰有反噬作用，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后，罪人所创造的西方明在许多地方悖离神。比如废弃超自然的大能，就在某种意义为非基运动埋下了种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派传教士带来的一种歪曲与矮化的福音，以及对西方世俗文明的高举，对中国信徒的基要信仰伤害很大。
再者，令我深感不解的是，以卓南生完全在新加坡受及日本受教的背景经历来看，其民族主义之炽烈令人惊异地影响了他看待问题的客观性。不特如此，还可以从他文章中看出某种意义的对动机的过于诛心的深文周纳，难道处于边缘而向中心的族群认同中，一定要输诚得猛，且语词的表达上本身都要像大陆教育出来的一样，才能得到身份的接受吗？也许我的看法过于独断，但我读完他的书的确难以去除这种感受。比如他也的确认主当时的“猪仔”问题是个大问题，理应得到彼时传媒的关注。但他对别人的关注却多不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出发，而近于冷嘲热讽：“在政治上，《香港船头货价纸》既然无法替唐人说话，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在‘猪仔’问题上，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大做文章。”（P144）不能在政治上替唐人说话，那是因为它是西人的报纸，但它在“猪仔”问题上即便是“大做文章”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其不能为更高的善，其为更低的善，你就对此加以拒绝和冷嘲热讽吗？这种做法，在今天中国大行其道地批评西方式的伪善，是何其相似！此种评论方式，或许有他在新加坡做新闻评论的实操，不无关联，但还是令人遗憾。
我再三地说，我赞赏卓南生的实证能力和考证方法，甚至有些细节的推理不无福尔摩斯破案的味道。我佩服他的史料实证功夫，但对他的史识方面的评价，却看得比较低。他在书中从不提中国政府与民众何以如此，而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不批评他们所犯的诸多巨大的错误，仿佛清朝政府完全是无辜的，这种态度，与近现代史研究中真正比较有见识的学者茅海建等人，相去太远。换言之，他在解释近现代中国报刊史形成与发展时，所生发出的议论，其实是违逆最基本的常识判断及在某种意义上的共识的。
最后以一点小考证来结束对卓南生考证的赞赏。书中反复提及的陈蔼庭——其对《香港华字日报》、《香港循环日报》的创办，影响甚巨，其言论的呼吁和贡献，甚至让其后来成为清政府的外交官——他原来名陈言，字慎于。书中提及王韬说他是陈言，字慎言，甚至在后来的补章中，卓南生也引用了“此新闻纸由香港第五约云咸街第二号德臣印字馆陈言印派”（P221）。但他依旧在经过修订的前章里说：“陈言名言（或‘贤’），字慎于，亦称霭亭，是广东新会人。”（P161）其实，这只要用一点中国传统的名与字相关联的古典常识——更不用说了解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吉常宏、吉发涵《古人名字解诂》等——就可由其“字慎于”推其名为“言”而非“贤”，因为《论语》不只有一出，“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当然这是做统考证的一点基本功，就像卓南生说那位日本学者看报纸的能力有待提高，否则就连他已经公布79份《香港船头货价纸》，他都找不着一样（P284）。
下面是今晚分享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提纲
一：《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出笼背景
1：卓氏此书出版前的情况概略
2：大量影印史料的刊载
3：卓氏的贡献何在？
二：细致出色的考证
1：从《香港船头货价纸》、《中外新闻七日报》到《香港华字日报》（214）
2：《循环日报》与《香港华字日报》
3：宗教报刊到商业（新闻）报刊的转化（120）
三：卓氏的事实错误及评论商榷
1：关于马儒翰的事实错误（18—19、61、64）
2：关于郭士猎的事实错误（95）
3：传教士对太平军的重视因由（79）
4：卓氏的言论选评（59、80、144）
四：西方文明的现世结果：对王韬、黄胜的评价（198—199）
2023年元旦匆匆草就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