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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奸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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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最早的说法始于元朝，专门指历史上的曹操，汉室之奸臣之意，曹操从此以后就成了白脸奸臣的代名词。现在我们说的“汉奸”主要指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人，这种说法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
清朝以及明朝在今天的云贵地区基本实行的都是土司制度，朝廷虽然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但实际上也要高度尊重这里的每一个“土皇帝”。明万历年间明朝廷想解决土司之烦恼，倾国之力攻打当时这一带的土司，虽然最后胜利，但也让明朝的国力大大下降。
为什么朝廷如此想解决土司问题呢？明朝时期汉人也有不堪朝廷黑暗的统治，来到云贵一代开拓新的生活，这些汉人和当地的苗人相处的也算和平，他们也基本上遵守这里的土司制度，因为汉人还算是有点文化，因此也常给苗人支招。清康熙年间，当地清朝派遣的官员上表朝廷，首次称“苗人之祸，汉奸之计”。
我们站在当时的时代看，“汉奸”这个词不是贬义词。土司制度下的“土皇帝”尽管名义上服从朝廷的统治，但实际上谁都清楚，哪有自己当土皇帝舒服呢？在明朝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还是汉人政权，但清朝刚开始，不仅和苗人生活在一起的汉人反对清朝廷，就连不和苗人生活在一起的汉人也反对。
这时候反对满人统治的汉人，清朝说是“汉奸”，按照这种逻辑，历史上不服从元朝统治的文天祥不就也成了汉奸吗？很明显，站在那个时代的“汉奸”未必是汉奸。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个词语好，于是谁反对清朝廷，谁就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除了汉人，满人也有被扣上汉奸的例子，比如满人大臣联元，荣禄等。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拉开了序幕，“汉奸”这个词语就被转移到帮助洋人的中国人身上，甚至学习外语也是一种汉奸行为。其中，最有那个时代时代印记被扣上汉奸的就是郭嵩焘（dào），郭嵩焘作为最有影响力访问欧洲的满清大臣，回来后除了李鸿章外，被其他所有朝廷官全部骂为汉奸，但现在看郭嵩焘绝对不是汉奸，人家只是客观地描述当时欧洲所见所闻。
中国近代史对洋人的态度渐渐发生变化，开始是瞧不上，到打不过，再到学习人家的时候还称其为“夷”，渐渐开始“怕”，然后媚外。当走到这这一步，汉奸就会多起来，只不过相比后来真正的汉奸，这一时期的汉奸还形不成大的气候，更像是巴结权贵趋炎附势的小人。
九一八后，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满洲国”，就连载沣都骂他的儿子溥仪是“汉奸”。中国汉奸井喷时代应该是抗日时期，而且这些汉奸属于真正货真价实的汉奸，
中国古代实际上也看不起“汉奸”，但那时候的“汉奸”和抗日时期的汉奸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的汉奸更多的像是咱们自己内部矛盾问题，但抗日时期的汉奸则是纯粹的出卖民族利益之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爱国商人陈嘉庚向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按照这个提案历史上的秦桧就是汉奸，秦桧不是投降派，而是议和派，宋朝几乎没有投降派。因此，武汉伪国民政府也属于汉奸行为，汉奸不一定投降，当然投降非常容易成为汉奸。我们歌颂文天祥，就是因为他硬死也不投降。
汉奸在古代就是不忠，在近现代就是出卖民族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实际上就对民族最大的不忠。古人讲忠臣不事二主，今天实际上也要讲这个原则。或许有人认为如果自己的主子错了还要忠吗？古人认为这仍然要忠，忠的是朝廷和黎民百姓，因此要劝谏主子，甚至必要的时候以死相谏。
这不是愚蠢吗？遇到了唐太宗自己有可能成为魏征，但遇到隋炀帝自己不就白死了吗？中国人讲人死留名，不论是唐太宗还是隋炀帝，你只要忠于的是朝廷和黎民，那么就会名流千古。商朝时期的比干遇到的可是历史最有名的暴君纣王，但并不影响他留下美名。康熙时期还专门弄了一个《贰臣传》，指的是当时明朝灭亡的投降派，反而不投降的则是忠臣。
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杀，伍子胥不仅逃离了楚国，而且事后还将自己的楚国打得落花流水，并且还在楚平王的尸体上发泄了自己恨。对于伍子胥，我们既有对他遭遇的同情，也有对他发泄过头的不太接纳，但我们并不觉得伍子胥属于汉奸。说实话，主要还是因为人们对楚国的看法所导致，攻打楚国属于攘夷之举。
另外，我们要区分先秦时期的“忠”和秦汉之后的“忠”区别很大。先秦时期的“忠”主要是指做人方面要忠，孟子言：“教人以善谓之忠”；秦汉之后“忠”则主要是体现在忠君之事上所谓的忠，几乎都是汉武帝搞出来。至于商朝时期像比干之忠君之举，也不是秦汉之后的忠君思想，我们看到的比干是将秦汉之后的忠君思想穿越到商超时期，这不符合历史。商超的文化属于祭祀文化，天子的合法性和天子好坏没有关系。
关于对待君主，孔子提出了“以礼侍君”和“以法侍君”。君主贤明以礼相待，君主不贤明就按照法对待。因此，秦汉之后带有汉奸的行为在先秦时期未必属于汉奸行为，齐国攻打燕国的时候，老百姓竟然夹道欢迎，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也和时代之大变有关，先秦属于国际社会环境，秦汉之后则是大一统，汉朝太监中行说因为被迫参与和亲送亲团，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归降了匈奴，这种行为就被认为是“汉奸”，而苏武则是“气节”的代名词。二者实际上有一点相同，对于是否属于汉奸，主要从朝廷的角度来说。
尽管如此，司马迁对太监中行说的评价也不怎么那么不堪，当然可能也有司马迁对待汉朝廷的态度有关，汉朝廷认为只要投降匈奴就是汉奸，实际上像李陵虽然投降匈奴，但不应该是是汉奸行为，最后硬是被朝廷逼成了汉奸。所以，太监中行说也有司马迁的同情分，他也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吧！
最后再补充一点关于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这种事情普通人一般不会，倒不是普通人不能，而是没有机会，能出卖至少需要有权力。历史上的汉奸，更不要说大汉奸，哪一个都至少有一定的权力，否则怎么当上汉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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