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英国的一个循道宗支派经徒会决定差派工人前往中国，这得益于内地会戴德生的呼吁，以及他们已经收尾的北美洲事工。1885年两位年轻人开始了踏上前往中国西南地区昭通的旅程，1886年到达云南，开始最初的工作。
此后，差会差遣了许许多多的男女工人来到滇东北地区。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故事的主角外，隐藏在历史中的默默无闻的工人还有很多，其中，很多的女士就似乎被忘记了。
格兰丁医生的故事大多数人耳熟能详，还有常常会提到的苏慕才，以及安妮、埃玛等等常被冠以某某夫人的女士们。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女士们，我们还没有知晓她们的事迹，甚至有的连名字都不清楚。
她们在整个事工中，虽常常处于“帮助者”的角色，但其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可忽略的。随着“妇女史”的兴盛，Christian妇女事工的研究也渐渐开展，出现了许多针对个案的研究论文。
关于循道公会西南地区的妇女事工研究，笔者主要读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是叶洪平的《缠足观引导下的认同：侧重近代川滇黔边区和循道公会的分析》一文，载李灵、肖清和主编的《Christian与近代中国妇女会议论文集》（未刊版），2019年，196-205页。这篇其实没有涉及那些女士们，主要探讨汉文化区和非汉文化区对缠足的观念不同对宣jiao的影响问题。
第二篇是陶冬的《女传jiao士“看”与“被看”模式的文化义理疏论——以「西南传jiao士档案揭秘」为中心》一文，载《教育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该文主要以东人达所翻译的那本书为参考，讨论了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女士们作为“自我”和作为“他者”的“看”与“被看”问题。
第三篇是陈玥，赵声道的《循道公会女传jiao士群体在滇东北宣传活动述论》，载《昭通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该文除了谈到西方女士们，还谈到了本土的女士们所做的工作，是比较值得一读的文章。
笔者翻阅Missionary Echo时，该刊物每个月的内容中都会留一部分来专门介绍该会在亚非两州的妇女事工，亚洲一部分就指中国的妇女事工。柏格理等人会专门写信报告自己在西南地区所做的一切，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汇报工作。他们的汇报信件都会邮寄给当时圣道公会专门负责海外事工的“秘书”。同样，在阅读Missionary Echo时，笔者也注意到也会有专门负责女士们信件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会把得到的报道信件内容筛选出来，刊载在这上面。在这刊物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于妇女事工的报道，是我们了解她们当初的工作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女士们除了办学、做护士、医生等外，她们还负责处理很多其他的问题。甚至，有些女士所做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往往妇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她们陪伴着自己的孩子，那她们的丈夫很难放下心出去作工。对于整个区会事工来说，她们又是骨干，常常要奔波于各地。有的女士对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张道惠夫人安妮，就把英国的一种发型带给了阿卯信徒们，影响至今（当然，柏格理对这样的做法有些微词，更多的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胡清心博士的论述，很精彩），还有我们熟悉的格兰丁医生，以及办理昭通女校的苏慕才等等。很多时候，妇女之间的问题，需要妇女去解决。可以说，女士们在一切事工的处理上，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重要。
除去循道公会，还有内地会的女士们，以及德女执事会的女士们，她们在滇东北、黔西北所做的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尤其是德女执事会，她们非常具有代表性（限于资料，学术界对此知之甚少）。
虽然历史资料中对她们记载没有男士们那么多，但是借着所能看到的有限资料，我们还是能知道更多。笔者目前没有对这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期待对此有兴趣的朋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又有意义的女士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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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两图取自Missionary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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