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万工｜聊聊女性职场，读《梁思成与林徽因》

【作者按】信系列用一本书来回答读者问题，本文为第十篇。本文与爱才是系列《别闹，哪里有能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女人》《为谁辛苦为谁甜》是姐妹篇，欢迎对照阅读。

配图 林徽因设计的圣诞卡片

这周想聊聊女性职场。

起因是上月收到一个读者提问：

我是大学老师，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读书会有一些公益服侍。我很喜欢妈妈和服侍的角色，也算喜欢教书，但是对科研力不从心，没有天赋，也不适合。学校会有考核，我就很纠结，我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也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家庭，因为工作也会有压力。但是这个工作对于我而言是比较理想的，能接送孩子，待遇尚可。我就不知道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我是否可以只顾教学不顾科研考核要求全身心投入家庭和服侍呢？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期盼你的回复。

我当时匆匆回复她：“带孩子时就尽力带孩子，服侍时尽力服侍，科研时尽力科研。凡你手所当作的事，就尽力去做。”

但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它让我想起了我的职业榜样林徽因——我幼时渴盼学习建筑，长成从事建筑，她是精神上的领路人。

少女时，我曾以为她过的是诗一般的人生，出身名门，满腹诗书，青梅竹马的爱情，志同道合的婚姻，各个成才的儿女，往来无白丁的朋友圈，感慨人生之幸可能莫过于此。

及至自己心想事成，到清华学习建筑，才略略得知梁林职业生涯之中“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的沉重挣扎。

再到后来自己成婚生子，行至中年，继续着行业内的工作，又拾起写作的执念，在家庭、事业和天命间玩她所说的”杂耍球”，才算触碰到她真实人生中的万般艰难，以及这艰难背后的一腔孤勇。

所以这周，我重读了梁林的好朋友费慰梅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来看看同样有两个孩子、有家庭沉重的牵绊，同时也有许多政府工作，还在大学当老师的林先生，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1936年林徽因测绘山东兴隆寺塔

一

林先生一生有太多值得书写的故事，但我想从她搞科研最顺利的时刻说起，那一年林徽因33岁，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校理（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

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一个非常小众的科研机构，主要课题是中国建筑史（那会还不存在这个学科），科研项目是中国的古建筑田野调查。

科研条件如何呢？书中这样记载：

1930年代的中国，野外考察是和浪漫毫无关系的，不仅受到的交通的限制，甚至有生命危险。过往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只有火炕且遍布带有传染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有时还会碰到土匪抢劫。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蔚梅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因为那是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是不容易的。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

看起来就是个体力活，那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梁思成年轻时骑摩托出过车祸，他的腿从此瘸了，必须带上钢架才能行走，这钢架从此伴随他一生。

而林徽因那时已经生育了一儿一女，25岁她生大女儿梁再冰时，两人正在沈阳任教授，创建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沈阳的苦寒让她落下了肺病的根，这病严重到她不得不回北京疗养，这病从此也伴随她一生。

就是这样一个瘸腿的父亲，和一个乳养了两个孩子落下肺病的母亲，在1930年代的中国，靠不发达的铁路、骡车和步行，脚步遍布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共同撰写专著、论文和调查报告。

但他们却对这件事充满热情，费氏夫妇本来是去山西避暑，也被梁林拉着一起做古建考察，她的书中这样描述。

一九三四年夏，我们得到一个能够让徽因暂时摆脱日常家务的机会。

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母亲、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佣人，还得看清楚外面来卖东西或办事的陌生人。总之，她是这个家的总管。这些责任耗掉了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尽管条件艰苦路程繁难，尽管疾病缠身，林徽因一定觉得野外调查很快乐，因为只有这时她才能”暂时摆脱日常家务”，专注于自己所爱的事业。

我有了三个孩子后，出差时也有过这种仿佛是度假的心情。

二

1937年7月，长达四年的野外考察后，她迎来了自己科研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发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外行人可能很难想象这对于中国建筑史的意义。概括起来，那时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已经白热化，战乱一触即发，日本的建筑和文化根源在中国，两者都是木结构建筑。而当时日本的建筑史学者说，只有日本有最古老的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中国的都已被毁。

直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发现佛光寺。

清华建筑系每年暑期都有小学期，其中一年的暑假就是去五台山测绘寺庙，而我们都会找机会去一趟深山里的佛光寺，那是建筑学学生的圣地。

我去的那年，从五台山镇上出发，和同学一起租车，各种崎岖的山路，即使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花了四个多小时到山脚，然后爬了一段，才找到这座深山古刹。

佛光寺在南台豆村镇东北约五公里之佛光山中。迦蓝是依着山岩布置的，正殿居于高台之上，俯临庭院，有二三十棵老松环绕。气势魁伟。一层高、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

——梁思成

我们很难想见他们那时考察的艰难，但一看到那出挑深远的斗拱，也深感喜悦。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

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

失主是个女！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惜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比以前发现的最古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是我们这些年搜寻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

在同一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他们就是独一无二。

——梁思成

从梁思成的记述里，你能想见他们的巨大喜悦，他们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星期，察看、丈量、照相、并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尽的记录。

林徽因和女弟子宁公遇的合影

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激昂，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修缮。

但是当他们怀着大发现后的狂喜心情，出了太原，才发现七七事变爆发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最苦难的一天。

梁林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跌成了绝望。

三

1937-1947年，33岁-43岁，本来应该是学者最年富力强，最具生产力的十年。

他们几乎一直都在逃难中度过，穷、病和战乱，失去至爱亲人——遭遇了人生中一切能遭遇的惨烈处境。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所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现在后方已回到了，我们对于战时的国家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累赘而已。

我是一个女人，理所当然地变成一个纯净的”糟糠”的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然后就跟见了鬼似的，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我忙着为思成和两个孩子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直到实在做不下去时，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加入了缝补的行列。这比写一整章关于宋、辽、清建筑变迁或描绘宋朝都城还要费劲得多。

——林徽因

李庄的大部分日子，林徽因都在病榻上度过

但即使是这样的景况中，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工作。

梁思成手绘的建筑测绘图

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籽油灯。当时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钢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脊背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而卧病的林徽因，身体较好时便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出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部文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

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是你们难以想象的：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我们父辈少年时期过的粗简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那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做我们的工作而感到宽慰。

这些日子想写一本拿得出去的建筑史。

——梁思成

他们确实做到了。

四

1947年到1955年，是林徽因生命的最后8年。

战乱结束，梁林得以回到清华，创建清华建筑系，同时也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在北京解放之前，两名解放军干部来到清华园里的梁家，要思成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这使这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想，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支持。

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大批涌入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梁思成建议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新的政府行政中心，这样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设，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

他失败了。

新政府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时，梁氏夫妇非常震惊。

林徽因在顽强抗争后留下一句话：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接下来二十年，北京城墙轰然倒塌。所有漂亮的角楼全都消失，只留下东南角楼、南门的前门、北面的西门，而后二者的碉楼都以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林徽因有过一个动人的构想，将北京护城河的林带做屏障，城墙顶部约十米宽的空间变成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茶馆，供市民休闲，如此以来，古城墙就称为她口中的”中国的项环”。

曾经的北平城，是中国都城建设历史上最完善的瑰宝。

林先生的早逝，对她来说是幸运，她没有见到接下来二十年的城市和人文浩劫。

而如今的北京，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宜居的都城吧，她若泉下有知，看到今天北京城市规划的状态，不知作何感想。

五

社交媒体上，林徽因有许多的标签，可是在她的墓碑上，只有六个字——“建筑师林徽因。”

梁思成设计的林徽因墓，用的是林徽因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纹饰

这也是他们合作的最后一个作品，如同他们一生的作品一样。 

我感动于这个细节，梁思成是真懂她的。

尽管她是林长民的女儿，梁思成的妻子，徐志摩的白月光，金岳霖的挚友，她也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参与过国徽和人民纪念碑的设计，全国人大代表……

他知道，她最在意的，唯有“建筑师”的职业身份而已，这三个字的沉重，改变林徽因的一生，还有他的一生。

梁思成承受了接下来岁月中的浩劫，续弦林洙。在那个年代，他因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

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此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泪花。

——林洙

六

回到最开始读者的问题。

作为妻子和母亲，知道了林徽因的故事，我们当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呢？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珍惜自己在职场工作的机会，它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

在我读书的时候，清华建筑系的女生一直比男生多。也没有人说女生不适合学建筑，这很大程度上是托林徽因的福。

她上学的那个年代，宾夕法尼亚建筑系不收女生。梁思成成功进入建筑系，林徽因却只能注册美术系。

我不知道林徽因怎么做到的，她选修了一切建筑学的课程，在两年后甚至成为了建筑系的助教。虽然毕业时的学位是美术学学士，但是她从第一年开始就和梁思成一起上建筑课，建筑系的一位年轻讲师、日后成为著名建筑师的哈贝森，曾经夸奖他俩的建筑图作业简直无懈可击。

林徽因的美术学学士的毕业照

100年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才纠正这个错误，给林徽因补发了建筑学学士学位。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女性学习和工作都高度自由的年代，就常常会觉得这些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但其实，每一个女性职业的背后，都有一个最初开拓者的艰难。为了做妇产科医生而放弃婚育的林巧稚，放弃贵族身份去到战乱一线的护士“南丁格尔”，还有突破“女生不能学建筑”的限制，成为建筑师的林徽因。

如果不是前人的努力，任何一个中国女性现在都如千年前一样只能选择孩子和家庭当中。

第二点，关于兼顾家庭。最好的帮助丈夫的方式就是在工作中帮助他，最好的育儿方式就是跟孩子分享自己的工作。

从事业上来说，林徽因是梁思成真正的灵魂伴侣，他们几乎一起完成了人生中所有重要的工作。而对于孩子，他们耐心地通过一切生活来教育他们。

我们不希望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林徽因给孩子的信

林徽因给孩子的信中所附的考察路线图

第三点，凡你手当作的事，当尽力去做。

如果单单从职业生涯的结果来看，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失败者，他们创立过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开创了《中国建筑史》这个学科。却没有保住自己视若生命的北京城。

但是读完这本书，我并没有觉得遗憾。

反而我对于他们生活中那些快乐印象深刻，林徽因会在逃难时兴奋地看窗外地风景，在被迫在香山养病时发表诗歌、散文和戏剧，在孩子吃不饱时帮她们一遍一遍补破了的袜子，跑警报时看月亮，即使病成这样，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讲那些西汉人物的典故。

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林徽因

我相信他们都不后悔，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他们从未背弃过自己的职业理想，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上，他们都尽力了。

所以我在文章最初所说的尽力，并不是为了获得世俗的成就或是工作成果，这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是为了对得起良心。

力尽则心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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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灰体字均引用自《梁思成与林徽因》

也参考了王南的发表的《建筑史学家林徽因》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