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可以追溯到伊比鸠鲁主义，但近现代功利主义的奠基人则是边沁，他的《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被视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宪章。他受到休谟《人性论》的启发，开始慢慢相信有用才是衡量所有美德的试金石和标尺。边沁将“有用”解释为大多数公民的幸福，或者说道德的实际标准和立法的真正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边沁的功利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统治者期望别人牺牲而自己一毛不拔的情形下提出来的。尽管如此，他不否定君主制度，他希望君主应该施行仁政。边沁认为所有人都有着对幸福的强烈要求，最大的幸福只有在稳定的状况下才能获得，所以平等和安全就成了最首要考虑的因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边沁具有同样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但不同于边沁他是自由的热情捍卫者。穆勒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并建议限制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权力。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工业革命为功利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口迅速增长。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人口增加远远快于粮食供应”，马尔萨斯采纳了基督教节制的观点，而孔多塞则认为应该节育。对于这一点，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原谅过孔塞多，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犯罪。边沁曾倾向支持马尔萨斯，而穆勒则是支持孔塞多的观点，而穆勒也曾因为散发有关节育的小小册子被捕入狱过，因此穆勒特别关心自由的问题。
我们通俗地看一下功利主义，不论从法律还是道德，拐卖妇女都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恶，但如果拐卖妇女可以解决一些地方的繁衍问题，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们还会不会改变一点自己关于拐卖妇女的看法。或者说进一步扩大，如果拐卖妇女可能会在拯救一个农耕文明，那么可不可以拐卖妇女呢？实际上这就是“电车难题”，但功利主义者认为“电车难题”不是难题。
功利主义带来的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更难，如果电车上的人都选择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拯救自己，那么这样的人有拯救的必要吗？因此，将拐卖妇女称之为拯救所谓的文明，这样的文明还能叫文明吗？如果一个文明是建立在拐卖妇女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文明”最好消失。
现代文明的基本前提就是不能牺牲任何一个人来实现所谓的多数人眼中的幸福，除非这个人出于自愿。康德说：“人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实现伟大目标的手段。”人不是工具，不论目标有多么的伟大。但人一旦沦为工具，实际上就相当于打开了地狱之门，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意志都将不堪一击。人随时都可能被牺牲掉，被所谓的伟大目标淹没。
边沁的功利主义可以说是通过结果来看事情的价值和意义，这和洛克的观念相反。洛克认为无论如何人类都不应该做出某些行为，比如限制他人的自由、剥夺他人的财产和侵犯他人的生命等，哪怕是为了全人类，也不能强制要求一个人哪怕这是他最小的利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拔”。洛克认为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功利主义以牺牲少数人利益换取更多人的幸福，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哈耶克认为所谓整体理性的考察是不切实际的。
1884年，在大西洋发生了“木犀草号事件”，后来《少年派奇幻诞生》就是受此启发而诞生。如果从功利主义的原则出发，那么“木犀草号事件”就是合理的，而《拯救大兵瑞恩》则是不合理的。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