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夏天，我对父亲做了一个多月访谈，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倾倒出来。其中，他对“计划生育”的追忆颇有历史价值。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管窥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乡村的实施情况，以及一个乡村基层干部的痛苦挣扎。以下节选父亲的口述史片段与读者分享。（林世钰）
2016年夏天，我在家乡访谈父亲，打捞失落的历史。
从2015年开始，中国放开了二胎。但是我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时代，计划生育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很沉重。
1976年，我当村里大队长头一年，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1977年，计划生育刚开始实行。当时还是以宣传为主，县工作队上门做育龄妇女思想工作，说国家人口太多，资源太少，必须要实行计划生育。他们动员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妇女去结扎。
那一年还比较宽松，第二年政策紧了很多（注：1978年，中国宪法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提倡有两个女孩的妇女去结扎，想以此为入口，带动家有两男、一男一女和三胎以上的结扎。两女结扎对农村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加上很多农活需要男性做，所以农民生完两个女孩后总想再生一个男孩。
当时全县两女结扎的还没有先例，县里决定好好抓一抓。县委常委、县计生委主任、宁德军分区司令员三人带领工作队，常驻我所在的路下村，他们吃住都在村里。在他们的推动下，县、乡、村三级干部全天候动员符合条件的妇女结扎。村干部甚至晚上都要上门动员，乡政府只留书记和乡长镇守，其他干部都要下去挨家挨户进行摸底。
进了老百姓的家，我们态度很和蔼，苦口婆心地劝说，又是讲国家政策，又是讲我们工作的难处。有时老百姓不给好脸色，我们也不能生气，只能忍耐。当时我们觉得，只要两女结扎突破了，其它工作就好办了。
三级干部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具体的结扎对象了。
那个女人住在小梨洋村，丈夫患病，常年卧床不起，生了两个女儿，大的6岁多，小的还在学步。平时，她每天挑两担木柴到路下村卖，全家以此为生。因为老公不能下地干活，全村人帮助她种田，但粮食始终不够吃，每年领救济款贴补家用。
计划生育工作队把她叫到路下村后，我惊呆了——我去过她家里几次，太了解她的家庭状况了。作为全村最困难的一户家庭，如果她结扎了，万一身体恢复不好，再加上没有男人支撑家庭，这一家可就完了！
她认识我，一见我就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让我一定要帮助她，否则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对工作队领导说，不能结扎她，她是全村最困难的一户，如果结扎了，家庭可能就完了。
计划生育工作队领导很不高兴，认为我不但不执行国家政策，反而为她求情，拖大家后腿。晚上开会时，一些领导故意含沙射影地说：“如果一些领导没想通，计划生育就推行不下去了。”我当场接话：“如果把她结扎了，她家就没有生路了。”工作队领导之一、宁德军区司令员很生气，说我是绊脚石，如果不搬走，计划生育工作就要停下来。我也很生气，说：“抓计划生育好比两个人锯木头，如果双方配合不好，彼此都会很吃力。如果说我是绊脚石，我可以主动退下来。”
2016年夏天，父亲回老家，巧遇当初放走的女人。她感谢父亲挽救了她一家，激动地掏出100元钱，放在父亲手里，让他买鸡蛋吃。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长大后吃上了公家饭”，成为家里唯一的希望。（林世钰 摄）
当晚，我自作主张，让村干部把那个女人放走了。村干部有点害怕，迟迟疑疑的。我高声说：“赶紧放人，有事我承担全部责任!”他们把女人放走了。
第二天，工作队领导知道了，暴跳如雷，把我叫到大队，狠狠批评了我一顿。我没有吭气，心里挺坦然的——如果我把那个女人结扎了，良心会不安一辈子的！
为了避开这个风头，次日我写了一张请假条，说爱人爷爷生病，要去照顾。另外，我对计划生育没想通，已经成为工作上的绊脚石，离开会让工作开展得更顺利，所以要请假半个月。把假条交给大队后，自己跑到长桥去了。
我走后，工作队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没有什么进展，他们把两户人家盖房子的木料搬走了，猪赶走了，但人还是抓不到。我走后的这半个月，他们没结扎几个人。
假期结束了，我回到路下。走到村口，在一个亭子里看到几个村民，就问工作队走了没有。他们说当天要离开，现在估计已经动身了。我干脆就在亭子里生火暖手，傍晚才回村。到街上一问，工作队已经离开了。
第一期计划生育工作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我回来后，以为乡里对我不满意，会把我的大队长职务免掉。结果没有，乡长还亲自到家里来，要求我继续配合工作。
秋收结束后，第二期工作队又进村了。这次和上次不同的是，他们分成十几个小分队，两三人一组，每队有一个小队长。我和年纪较大的老徐分到一组，他脾气好，跟人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而且与群众打交道的经验很丰富。他见了我，笑呵呵地说，我一来，就听说你很抵触计划生育政策，大家都怕和你分到一组，但我一个老人家不怕。这次咱们一起努力一下，争取完成任务。
我们分到三个结扎对象。
每天晚上，估摸着农民从地里回来了，我们就上他们家去。他们劈柴，我们也帮着劈；他们喂猪，我们也帮着喂，反正只要他们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干。干活时，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们聊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没有抵触，居然同意去结扎，而且还冲蛋茶给我们喝，把我们当成贵宾。虽然三家的女人都同意去结扎，但我们故意留一个下一批做，显得难度很大。
反正那个时候，我个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因为我一直不理解：猪才可以阉，人怎么可以结扎？后来经工作队一再宣传，我也理解了这个政策是不得以而为之，因为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即便如此，在农村干活需要劳力，家里没有男孩真的不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我对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很矛盾的心理。
那时，计划生育一年两次，都是选农闲季节。因为工作队估摸着农民在农闲季节有时间生孩子。
1978年，计划生育开始严格起来了，提出生两胎和三胎的都要结扎，不论生的是男还是女，不管母亲年龄多大。但是有个例外，1977年7月前生的三胎不结扎，之后的都要结扎。
从这一年开始，墙上的标语口号开始变得血淋淋的，比如“违反计划生育者，让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违反计划生育者，让他倾家荡产！”“违反计划生育，就是犯罪！”我看了都心惊肉跳。
那些年，血淋淋的计划生育标语。
1984年11月，我到乡财政所工作。作为一般工作人员，随同工作队去结扎对象家里，经常被骂得狗血喷头。他们说我是本地人，那些人都是我带来的。在他们眼中，我好比是“汉奸”，背叛了他们。1987年，我被提拔为副乡长后，乡政府抓计划生育分为三队：一队由乡长胡某带队，一队由党委副书记带队，一队是我带队。每个人分包几个村，计划生育对象三队均分。
我包的村是芳院、门里、吴溪等7个村。和那些在乡政府工作的外地人不一样的是，我是本地人，所以不能拆结扎对象的房子，只能和村干部商量，由他们带着去计划生育对象家里摸底。如果碰到她们，就好言好语，劝她们去县城结扎。如果她们说不行，最近很忙什么的，我就说，那就换个时间吧，等下期怎么样。有的甚至宽限三四期。我口气这么软，她们反而不好意思了，等计划生育专业队一来，就主动去结扎。
我带的这个队任务完成得很好，根本不需要拆老百姓的房子。
一开始，她们结扎后，乡干部会拿着一包糖去看望，困难户补助一点钱，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张，什么补助都没有了。
我在路下干了三年计划生育工作。第一年还算比较顺利，勉强完成任务，没有拆老百姓的房子。
第二年，政策开始紧张了，乡干部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从县到乡到村，层层下达指标，乡里与县里还要签订责任状，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不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年底奖金泡汤，评优提拔要受影响；如果完成任务，把超生罚款的20%作为奖金。每个人都可以分到几百元奖金。
我是队长，我的想法决定我们这个队是否能完成任务。我靠平时多走动，做结扎对象思想工作，没有威胁他们拆房子、把猪赶走，所以有的妇女连叫几次都不来，队员就埋怨我，说我不够狠心，做事不果断。其实我知道那些方法很管用，但我不轻易用，因为我也是农民出身，将心比心，知道农民盖一栋房子、养一只猪不容易。只要有别的办法，我一般不对他们动粗。
但是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也没办法，偶尔也采取偷袭的办法。
凤林村是我的片区，一开始我和村民不熟，所以任务完成得并不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村民熟了，掌握了一些消息。一天，听说有十几个超生对象躲到邻近的灵峰村，那里没有通公路，而且村民养了很多狗，有人进村容易被发现。我们决定进村扑一下，但怕人数太少，所以喊了另一队帮忙。
当晚，我们开完计划生育会议后，两队二十多个人步行进村了，包围了灵峰村。我们在各个方位布置好人员后，就开始敲门。有的人不开门，队员就从墙头或者窗户爬进去，然后打开门栓，大家一涌而入。屋里的人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孩子啼哭，女人尖叫，乱成一团。有人穿着短裤想往屋外跑，我们拦住他们，让他们回去穿衣服。有人从窗户跳出来，想逃到后山，没想到我们早就安排人员守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又尖叫着跑回来。
我们把超生对象集中到一个房子里，看着他们。等乡里派的车到了山下的公路，我们带着她们走了一段山路，然后塞到车里，拉到乡政府。路上，那些妇女埋怨乡政府的人半夜袭击，像土匪。我们也苦着脸，说这是国家政策，我们也是不得已，吃什么饭，做什么事。
当晚我们一共抓了9个人，其中也有男人，主要是用他们做“人质”，引他们家的女人出来结扎。后来听说有个女人躲在床底下，逃过了那晚的突袭。
2016年，我家乡的小河边，犹见计划生育时代的痕迹。（林世钰 摄）
回头想想，那天晚上的突袭太可怕了，有点鬼子进村的感觉，给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坏。可是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也没有办法，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太严了，上头给的压力太大了。而且当时宣传很厉害，天天都在说国家资源有限，人口太多，计划生育是从大局出发，从长远来看利国利民。一开始我有点抵触，到了后期也觉得有一定道理，但老实说，每次抓结扎对象心里还是很难受。
乡政府的人觉得我是本地人，可能会当“叛徒”，后来很多次人抓不到，都怀疑是我通风报信。一天，在乡政府吃完饭，乡领导集中全乡干部，突然把大门关上，说要开会，不让出门，不让打电话。会上，宣布当晚要出去抓人。我当时只穿了一件背心，想回家拿件衣服，但他们不让我回去，而是派个人到我家拿衣服。我这才知道，今晚突如其来的活动是针对我的。
夜里11点，我们在路下村抓人，但只抓到两个人。
其实我真没有通风报信，偶尔手下留情、网开一面还是有的。有个本家和我关系不错，他老婆是结扎对象，后来跑到娘家躲起来了。工作队要去她娘家抓她，我自告奋勇，说自己认识路，就在前面带路，然后故意把他们带到隔壁房子，大声嚷嚷。结果她听到动静，从后门跑了，工作队过去后扑了个空。（笑）
计划生育对象中，有些人也是很难对付的，是“钉子户”。村里有个男人，他老婆生了五个孩子，是结扎对象，却躲起来了。工作队一来找他，他就拿把斧头冲出来，把大家吓得逃走了。
另外一个男人林某也是钉子户，生了三四个儿子，还想再生一个女儿。每次，只要看到工作队过来，就挥着一把菜刀出来了。
为了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我只能想办法拔掉一颗“钉子”。
一天，我和乡长胡某以及两三个队员到林某家里去。乡长坐在厨房，他站在灶后。我刚开口说想跟你谈谈计划生育的事情，他就生气地说，别人生好几个都不要结扎，你为什么单单找我？然后顺手操起一把菜刀扑过来。
我赶紧起身拦住他，让乡长从后门离开。我劝林某：“如果你持刀行凶，我马上让派出所来抓你。如果你觉得我们是兄弟，那就坐下来好好谈谈。”
他把菜刀放下了，说自己家庭很困难，生死都一样，不在乎。我劝他：“千万别干傻事，你那么喜欢孩子，可是如果你死了，三四个孩子谁养？”他的语气顿时软了下来，说，如果让我结扎，必须要补偿一点钱。我说可以考虑。
随后，我和乡长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大队挑两百斤粮食给他，乡长自己又花了十几块钱，买了白糖、鸡蛋等日用品送给他。林某感动了，说：“如果乡干部都像你们这样，我早就去结扎了。”最后，他同意秋收后让老婆去结扎。
这个“钉子户”拔掉后，我如释重负。县里也知道了我们的成绩，表扬了我们。
在乡政府工作时的父亲，也是帅哥一枚。
第三年，到了年底，眼看计划生育我们队要落到最后一名了，队员有点着急，想赶快抓上去。
这时，罗纱洋村有个结扎对象，我们到她家去了好几次了，每次都做一天思想工作，直到傍晚才离开。最后一次到她家时，她夫妻俩都躲起来了，只剩两个老人在家里。追问半天，还是不肯说出儿子和儿媳的去向。有的队员急了，说只有拆几块墙板才能让他们说出两人藏在哪里。
我不忍心这么做，但也拗不过他们。我说，要不就敲几下墙板吓唬一下他们吧。可是队员们动作幅度过大，敲裂了几块墙板。每听到一声响，我的心就狂跳一下。说实在的，我也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的不容易。
这时，老人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老泪纵横：“你们千万别拆，我盖这房子不容易！”我赶紧叫停。
老人说，他保证明天就把媳妇叫回来，去县城结扎。队员还是不相信他，我说：“就相信他这一次吧，以后我来负责这个对象。”老人很感动。
我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把你媳妇叫出来结扎，否则这房子可能被拆光了。”他一边点头一边哭，真让我心酸。
次日，他真的把媳妇叫回，去县城结扎了，傍晚时把结扎证送到乡政府来。
那是我在抓计划生育工作中唯一一次拆老百姓的房子，现在想起仍有歉意。但在那样的环境和时代，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真的别无选择。
站在当年抓结扎对象的村庄街道上，父亲陷入沉思。远处，乡村教堂十字架高耸，俯瞰尘寰。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