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乍暖还寒时节，前后发生了两件事，让我深深体尝到被疏离、无法对话的滋味，那时也正是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刚开学的时候。
第一件事发生在当时还十分繁荣的西门町。我的姨妈在一条热闹的街买了一家旧店铺，正在整修，拟把风行家乡台南的肉类食品推广到台北来。母亲偕同她到台北来视察整修进度，嘱咐我到店址找她们，充当逛街向导。
那时，“欧洲文学史”的课正要教托尔斯泰的《伊凡·伊列区之死》，我需在隔天上课前把这篇小说读完。所以，随身带着书，利用等候的时间，登上店铺二楼靠街的卧室阅读。
这篇小说描写帝俄时代的一位法官，壮年突罹恶疾，面对死亡，除了身心备受折磨之外，多年奉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全面遭到空前的挑战。
直到下公车之前，我已读完过半，停在伊凡·伊列区对周围亲友产生厌憎的段落。
明明他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大家还以虚假的希望哄慰他，无形中要他以上流社会所追求的“雅正”品味看待这件事，仿佛这只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日常小事，就像一间高级住宅的客厅，突然被一位蛮汉闯入，散了满室腥臊。
推门进入那间卧室，把门关上，以为可求得一处闭静的所在，专心看点书。谁知却是自投罗网，轰轰隆隆的巨大敲击声不断从对街的建筑工地传来，是刚才没特别注意到的。往窗外一探，两根五楼高的柱状机器正交替地进行着打地桩的工程。
我原可拿着书下楼去，跟母亲或姨妈闲聊，把等候的时间打发掉。然而，站在窗前，面对打桩机和它所发出的爆响，我觉得自己像伊凡·伊列区一样，正在接受一种自己无法抗拒的冲击。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感觉呢？是脆弱的人面对强大的机器自然产生的恐惧？从小在铁工厂长大的我应该不会把机器和它的声音当做“异质”吧？
是一位文科学生毕业在即，预感到现实社会的物质压力，觉得自己的人文理想面对巨龙般的社会现实，简直像被点了穴的英雄侠士，丝毫使不出一点力道？
是又不是，当时我已决定毕业后到一家福音出版机构当杂志编辑，心里似乎已作好妥善准备。
是自己架构起来的一个雅致、整合的生存世界，突然遭受庞然怪物的侵犯？……总之，后来陪母亲和姨妈逛街时，周围的城市景物变得非常不真实。
过了几天，台大团契举办了一个福音布道会，由一位知名学者证道，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可信性。
我邀请班上自己欣赏的两位最有文学慧根的同学参加，他们恰好是一对要好的男女朋友。两人欣然答应赴会，我有点受宠若惊。
坐在台下，我觉得台上证道的人讲得头头是道，难得听见有人传福音每句话都讲得合乎逻辑。
但是散会后，当我趋前去询问他们的反应，其中的那位女同学，用一种惶惑又略带愤怒的眼神看我，劈头一句：“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语言？我完全听不懂，完全无法从自己已有的认知来了解、接受他所说的一切。”
听她这么说，几天前与打桩机面对面相遇的那种感觉又涌回心头。这次是“感同身受”，我用这种感觉去体会她的感觉。她和我一样，对自己的无助，知性的无助，感到愤怒。
让她陷入这样的困境，又不知如何帮助她，我非常愧疚。由于先前的那一次经验，我知道，这种困境，若认真面对，其痛苦绝不亚于伊凡·伊列区受死亡威胁的痛苦。
这件事之后，这两位同学和我之间的关系，渐渐疏离起来。或许，他们觉得，我的信仰使我成为一个无法对话的人，而由于心存愧疚，面对他们，我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坦荡自在。
诗篇是神与人性的对话、信仰与文学的对话。无论是50年代的路益师或80年代的奥特教授，都试图透过诗篇的解读，与当代的文化界对话。
我利用哺育两个幼儿剩余的一些零碎时间，点点滴滴译出路氏与奥氏的读诗心得，是在跟自己对话，跟我所有的文学朋友对话，也跟基督徒朋友对话。
但愿这本书使你更懂得如何藉着读诗篇，与自己的人生对话。
曾珍珍1991年5月8日于西雅图
编者注：本文摘自路益师：《诗篇撷思》，曾珍珍译，台北：雅歌出版社，1991年；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译序/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