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柏杨先生在分析传统文化下的中国人时，他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作官。从中国传统来看，做官思想在国人那里的确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念”，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代表了中国各个时代的历史精神。之所以会如此，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中国自古形成的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的是对百姓和社会资源进行无休止的垄断和控制。从这条历史的线索来看，以官为本位的统治模式，导致了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人，对当官都是趋之若鹜。
对官权无限膜拜，必然会带来人性上的扭曲。作家老舍在他的名著《四世同堂》中，有最精彩，最细致入神的描述。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范例。
说，四十年代的时候，北平一个胡同里有个快五十岁了的老女人，平时专爱以大红衣服，把自己包裹起来，所以人送绰号：“大赤包”。原本他们一家人活在底层，是没有人愿意理会的，上不了台面的。可自打日本人来以后，大赤包便去巴结日本人，深得日本人的欢心。为投桃报李，日本就要送给大赤包一个官儿当。可由于大赤包没什么文化素质，于是日本人只是送给她简单的一个职务：北平妓女检查所的所长。但无论怎样，所长也是官了；按级别可能至少也是科级了。
从一个吃瓜的底层布衣，摇身一变为砍瓜的小官吏，祖宗八代未尝过权力滋味的大赤包自然是欢欣不已，喜上眉梢。这使她那特有的声震屋瓦的咳嗽，谈笑声音从此也好象经由扩音器出来的，离老远就能让人听见；气派之大已使自己的女儿都不敢叫妈，自己的丈夫不敢叫妻，而都须叫所长了；她起床，睡倒，走路，上茅房，嘴里都不禁轻轻的叫自己：“所长！所长”，这两个字象块糖似的贴在了她的舌头上，每一咂就满口是水儿！她高兴骄傲，真恨不得一个箭步跳上房顶去，对着全北平高声大喊：“我-是-所-长！”
老舍笔下描绘的大赤包栩栩如生，是普遍存有官迷心国人的真实写照。时代虽有变迁，但并未消失匿迹，可说在当下官场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可是近些年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这类人，这类现象也开始层出不穷。这就叫人真以为奇了。
罪人的本相一贯是贪求高位以便能辖管别人。本来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教会不该沾上这样的风气。但一些教会尤其学效世界刻意使教会组织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组织化就是通过制度的方式，把牧职人员与众圣徒分割开来；会众对于牧职要绝对服从，牧职对于会众们则享有绝对权威。这类风气逐渐开始在国内家庭教会蔓延，几乎成为一股潮流——罪人的虚荣心就此不知不觉地被挑动起来。
在中国传统中，形成了少数人对多数人奴役越深，多数人就越趋于对权势的迎合与认可的现象。我发现，很多教会情况也是如此：教会里牧职们是越张扬，越跋扈，会众反而对他们越向往，越谄媚。
于是就在这种教会圈子里，有些如同大赤包一样，祖上八辈子就从未尝过权力滋味的人，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还有“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所谓神学学识，几乎不经历生活和信仰考核，就轻而易举取得牧职职分，真比在世界获得官职还容易不少。这在很大程度满足了这类人的内心官瘾的需要。对外，他们不遗余力炫耀自己的职位，比如在网上醒目位置，刻意标注自己是牧师，是长老；在教会里，他们施展权术，让人领受他们的权威。
说真的，许多时候，每当我看这类人或在网上，或在会众中摆出一副自以为是、仰之弥高架势的时候，都不会让我视之为教会的牧者，反而让我不禁想起老舍笔下，那位咄咄逼人、无时不刻不让人喊她为“所长”的大赤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