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有预备，但当最后那一刻真的来临时，我依然深感手足无措。
坐在办公室，建英打来电话：“老蒋，早点回家！”
电话那头，建英的声音仍然嘶哑无力。
因为胸水影响到声带，近一个多月，她一直喝水呛咳，发声困难，有时几乎说不出话。
很多时候，她只能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与我交流。日渐衰残的身体，使她的精力大受亏损，往日流畅的字体变得歪歪扭扭。
那一天，是2020年12月30日的下午。
再过一天，就将跨入新的一年。
那一天，是建英最后一次使用手机。
那个电话，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电话。
此后，她再也没碰过手机和IPad。
我知道，建英回天家的时间快到了。
在为建英建的关怀群里，新雨姊妹说，感觉陪伴建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对自己的将来，建英早就做了安排。
几个月前，她对我说，将来不行了，把我送到首钢医院安宁疗护病房。
一年前，我们去北大医学院听课，见到了首钢医院肿瘤科主任，知道这家医院设有安宁疗护病房，而且还可以走医保。
对于肿瘤病人来说，这不啻一个天大的喜讯。
尽管这喜讯，是笑中含泪，苦中作乐。
因为终末期的癌症病人常常身患多种并发症，身心痛苦不堪，却又往往被医院拒之门外。对病人和家属来说，能有地方接收住院，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建英的身体越来越差。右肺胸水无法控制，双肺不张，左肺功能大部分丧失。即便吸氧，血氧饱和度还是到不了90，而正常的血氧饱和度是95以上。
呼吸困难，憋气难受，令她坐卧不安。躺下，起来；再躺下，再起来。她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我在京东上买的鱼跃牌家用制氧机，流量有限，无法根本缓解她的呼吸困难。
为了能让她睡个好觉，我找来了医疗床，可以自动升降，两边还有扶手。可与医院的医疗床不同，家用的医疗床太短太窄，建英躺在床上，左右翻身几次，身体就滑到了下边。
对于建英这样的病人，这个床还是太过简陋，她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几天前，她总是喊腰疼。我在腰部给她贴上止疼膏药，可几天下来，丝毫不见好转。
我掀开衣服，仔细检查，发现她的椎骨尾端磨破了皮。
看起来，像是褥疮。可那时建英自己却已说不清楚。
我找来碘伏，帮她消毒，用纱布帮她敷上，没有任何效果。
医护人员后来告诉我，褥疮禁止使用碘伏。无知的我，差点犯了大错。
在家无药可用，如果去医院处理，需要每天都要去换药。建英呼吸困难，又需要随时吸氧，时间稍长，她的身体根本无法支撑。
怎么办？
我到处咨询，仍然拿不定主意。
我咨询一个师姐，她对我说，明天是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秦主任出诊，你赶紧挂她的号去看看。
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久违的海淀医院，见到了秦主任。
秦主任不苟言笑。她看了建英的资料，简单询问了我几个问题，就爽快地给建英开了住院单。
我清楚地知道，最后一刻不久就要来到。
元旦前最后一天，我向单位请假，元旦之后，我就开始休年假。
我希望，在这弥足珍贵的时光里，我可以陪在建英的身边。要么和她一起留在家里，要么陪她在医院。
尽管早有预案，可真到了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却又开始犹豫不决，内心波涛汹涌，心理剧烈挣扎，满是焦灼和痛苦。
元旦前后，我的内心一直被激烈的冲突苦苦折磨，在苦难中艰难挣扎。从日出到日落，我备受煎熬。
留在家里，建英可以见到熟悉的父母和亲人，吃到家人精心烹制的可口饭菜，时时被浓浓的爱意包裹着，她会感到温暖，心灵放松。
可是在家里，呼吸困难的问题无法解决，双下肢水肿无法处理，她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休息。
更危险的是，她的褥疮需要及时处理。我深知褥疮的危险，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尤其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关口。
如果去医院住院，疫情期间，除了陪床家属，医院禁止外人探望，建英就要与家里其他人彻底隔离，以她当下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把她自己留在医院，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熟悉的父母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她又该当何等的失落、孤独和绝望？
没有亲人的陪伴、安慰和关爱，断绝了她与最亲近的家人的连接，剥夺了她与亲人的情感联系，把她一个人孤零零扔在医院，本已孤苦无助的她，和抛弃有何分别？
眼见自己深爱的人被病痛折磨，夜不成眠，终日坐卧不安，我好像自己正在遭受酷刑。
可把建英留在家里，看着她被病痛折磨，我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我同样痛苦不堪，无法忍受。
元旦第一天，我带着建英到肿瘤医院，为她开了治疗乳糜胸的奥曲肽，希望能拿到我家附近的社区医院注射，免除往返医院的奔波之苦。
社区医院医生请示后回复说，不能注射，理由是要有医院盖章。可元旦放假，护士长休息，不到假期结束，护士长不上班，没有办法盖章。
无奈，我找到曾做过护士的邻居原姐，希望她能帮忙。
注射需要注射器，但我们手里没有注射器。
没有注射器，其他就无从谈起。
可医院不能开注射器。去药店，药店回复说没有。
我妹夫从牙科诊所找来注射器，原姐拿来一看，针头太软，根本不能用。
如果留在家里，连最基本的注射服务都无法提供，更遑论其他。遇到突发情况，除了拨打120急救电话，家人提供不了任何医疗帮助。
在当下的中国，对于临终病人，这是格外残酷的现实。
目睹建英痛苦不堪的境况，岳父心急如焚，对我说，“在家不行。要是我，早把她送到医院了”。
对于我来说，2021年的元旦假期，是建英生病以来最为艰难的日子，是我遇到的最黑暗的时光。
留在家里，褥疮只会愈加严重，治疗无法进行，更何况乳糜胸检查后出现的双下肢水肿迟迟不见好转。
可去医院住院，是在安宁疗护病房，安宁疗护只是缓解症状，并不针对癌症治疗，癌症方面如果有进展，也只能消极面对。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但是，那时我已经没有权力选择了。
一周前，我去看肿瘤医院的主治大夫，他给我介绍了航天中心医院的全科医生。
虽然我们已在肿瘤医院看病六年多，早就是老病人了。可是疫情期间，挂主治大夫的号极其困难，几次求他加号，都未能加上，最后还是花了1000元高价挂号费，才在私立医院看了他的门诊。
这个时候，对于终末期的癌症病人来说，已经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没有治疗方案，肿瘤医院不可能接收住院。期望到肿瘤医院住院，已属奢望。
无奈之下，我只好联系航天中心医院。航天医院的大夫让我给她拍摄建英的视频，她要评估一下建英的身体状况。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用手机为建英拍了两分钟的视频，发给了医生。
航天医院距离我家三站路，不仅心理上会有家的感觉，情感上也会亲近很多，家人可以随时送来可口的饭菜。
更何况，在那里，还可以根据病情采取针对性治疗。而这一点，恰恰是安宁疗护无法提供的，也是我一直担忧，迟迟不愿做决定的重要原因。
我满心渴望，焦急等待。
然而，从隆冬到盛夏，大半年过去了，我却没有收到任何音信。
航天中心医院不愿接收临终病人，有他们的顾虑。他们没有治疗癌症病人的经验，面对晚期癌症病人的复杂病情，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担心自己手里多出一个死亡病例，从而对科室带来负面影响。
和医院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能体会医院的顾虑和苦衷。
肿瘤医院不接收，航天中心医院杳无音讯。某种意义上说，去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确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们遭遇的艰难困境，也是当下很多临终病人的绝望。
我不否认，选择去医院，而不是留在家里，有医疗救治的巨大压力，也有来自家人的压力。
元旦期间，岳父多次催促我，赶紧把建英送到医院，留在家里不行。
很多病人在家中离世，有些照顾病人的家人遭受到他人未能及时救治的指责，心力交瘁，深感愧疚，道德的负罪感压得人无法喘息，阵阵袭来的哀伤使人深陷痛苦的深渊。
我知道一旦住进安宁疗护病房，建英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中。尽管有太多的不舍、心痛，但考虑到建英的安全，我还是不得不选择了安宁疗护病房。
近七年来，一路艰难跋涉，我背负了太多太多的压力。尽管我从来不以为苦，但确实常有疲惫之感。
我不愿，建英走完她人生的最后旅程之后，我悲恸欲绝之时，突然而至的巨大情感压力和道德压力，再次压在我的身上。
假如我们国家医疗制度健全，对于居家的终末期癌症病人，能配备专业的姑息治疗医疗团队，提供专门的医疗设备和全备的医疗服务，我宁愿选择居家，而不是去医院。
因为家里有深爱她的亲人，有她熟悉的一草一木，是她灵魂和生命的安息之地。
然而，在当下我们的国家，这一切还都尚不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