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被认为是道德的问题，现在转换成了治疗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思考两种非常不同的对恶的解释。如果我们要肯定日常生活，那么就需要将它解释为某种对具体物质生活之善的肯定。但如果我们要谈论日常生活的善，我们还需要某种对其反面的说明，即某种对恶以及违背善的说明。

泰勒感兴趣的是在我们如何谈论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重要文化转变——亦即从谈论罪到谈论疾病的转变。这是两种极为不同的诠释学，两种解释我们当下境况的不同方式：“属灵的”与“治疗的”。

“原先被认为是道德的问题，现在转换成了治疗性的问题。”（第618页）道德问题被转移到治疗的语域；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不再负有责任，而是成了受害者。

正如泰勒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治疗模式下，根本没有路西法（Lucifer）[指堕落天使。——译者注]存在的空间：“病因与路西法的故事无关”，因为“根本没有选择”。

我的问题更像是一种降临到我身上的疾病，而不是一种我应该负责的失序。它是一种我需要从中被治愈的东西，但在这一治疗模式下，与古代的图景正好相反，“康复并不涉及转变”（第619页）。

“抛弃有关罪恶/神圣的属灵视角的一个理由是要反对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正常的中间位置的存在是不完善的。作为‘自然的’存在者，我们很完美。因此日常的、‘自然的’存在的尊严得到进一步提升。”（第620页）

从前被视为邪恶的东西，现在被解释为疾病；表现忧愁的人“只不过是丧失能力的人”，因此需要被治疗——而不是爱已失序、因此需要恢复爱的能力的人。事实上，在治疗的语域中，灵性自身便是病态的，属于压抑我们人性之问题的一部分。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讽刺：治疗模式意在丢弃罪咎和属灵责任的重负，以及教士与告解神父的怒容，“但现在我们被迫走向新的专家、临床医学家和医生，他们施行一种比盲目的、强迫的机械主义更为合适的控制”（第620页）。

在捍卫我们自由的名义下，我们用顺从治疗师替代了顺从牧师。 

泰勒认为，在这种治疗模式下丧失的，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即甚至我们“正常的、普通的实存”也是失序及冲突的。

问题并不仅仅是阻碍我们“正常”行事的病因——好像一旦我们摆脱了各种妨碍我们的“疾病”（包括宗教），我们便能够得到解放，成为整全、健康和幸福的人。不，依据“属灵的”（转化的）诠释学，即便我们最好的“正常”，也会为张力及不安所困扰。

我们的问题不是某种妨碍我们“善的”正常之疾病；我们的问题正是我们的“正常”。

在属灵的语域，“灵魂‘正常的’、日常的、处境的起点已经部分地为恶所支配”（第619页）。“难道基督徒的布道不总是在反复说，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中，罪人是不可能完全幸福的吗？”——在当代基督教世界中，许多人会很惊讶这种说法。

正如泰勒所观察到的，“属灵的”视角能够认识到，

“即使那些在正常人间福祉的领域已经非常成功的人（也许尤其是这些人），也会感到不安，甚至是懊悔，即他们的成就是虚空的。按照那些拒绝了这种所谓的属灵实在的人的看法，这种不安只能是病态的；它完全是非功能性的；它只能使我们倒退。拒绝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属灵实在，是这个治疗性转换的一个关键因素”（第621页）。

事实上，从属灵的角度看，恰恰是超验令你陷入窘境；并不是一旦你整理好了你的宗教之屋并认出了超验者，就万事大吉了。……恰恰是超验性的拉扯创造了我们实存的不安和惊骇：

“人类存在总是被强有力地引向某些定义的完满。大部分人会同意，这些渴望本身有时会是许多深刻麻烦的根源；例如，强烈的道德要求有时会以沉重内疚的形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冲击［欢迎来到加尔文主义！］。”（第622页）

这并不是因为属灵像另一种疾病一样降临在我们身上；相反，“从属灵的视角来看，信仰要求会产生严重的冲突，这一点反映的不是它们的天然本质，而是我们真实的（堕落）困境。”

因此，问题并不是不允许认识病症……“这里的论题是，你能否单独地谈论病态。”（第622页）泰勒承认，“治疗的革命带来许多洞见和方法。正是作为一种整体的形而上学，它冒着产生负面结果的危险。”（第623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在“属灵的”或“转化的”视界下仍然存在着某种东西，能够公平对待我们在我们的实存中感受到的裂缝——以一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治疗式”解释无法理解的方式。

[本文摘编自詹姆斯·史密斯《如何（不）世俗》，标题另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