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听家人说，我上海的表哥已经五周没出门了，幸好提前屯够了两个月的口粮，希望能熬出来；我在深圳的舅舅舅妈今天才告诉我们，他们上个月在深圳差点断粮，幸好他们那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儿子提前寄来了100斤大米。这些事听起来太魔幻。我以前曾说，人类面临的问题将是意义感的缺失，温饱问题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看来是我太天真。
在这样的情形下，再看张艺谋的《活着》，有着别样的感受 。
电影讲述了一个叫福贵的纨绔子弟，把家底儿全输光了，老爹也气死了，怀孕的妻子家珍带着女儿凤霞离家出走，一年之后又带着新生的儿子有庆回来了。福贵从此洗心革面，和同村的春生一起操起了皮影戏的营生，却被拉了壮丁，后来又糊里糊涂的当了共产党的俘虏。他们约定，一定要活着回去。在战争的尸骸遍地中，福贵领悟到了人生的价值“活着，就是一切。”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平安回到家中，母亲却已去逝，女儿凤霞也因生病变哑了。
一家人继续过着清贫而又幸福的日子。在“大跃进”中当上区长的春生不慎开车撞死了有庆，一家人伤痛欲绝。
后来凤霞认识了忠厚老实的二喜，两人喜结良缘。然而不幸总是不肯放过福贵一家。不久凤霞生下一子取名“馒头”，自己却因难产而死。最后，福贵、凤霞和二喜、馒头活了下来。
这部电影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在小说里，连凤霞、二喜、馒头都去世了。只剩下福贵一个人活下来，没有任何盼望，就这样活下来，渗透着深深地绝望。电影里留了一丝希望。对这种改动褒贬不一，赞同这样改动的，认为这样更符合真实，毕竟痛苦会过去。认为改动不好的，觉得这削弱了故事的悲剧性。其实，关键是看，你站在哪个时间维度来审视这个结局，如果从有限时间维度来看，确实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希望总是有的。如果从末日的终极维度来看，悲剧似乎是
无法摆脱的结局，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
记忆深刻的除了悲剧，还有电影里有很多温馨的情节，而悲剧和温馨往往交替出现，比如儿子有庆为给姐出气，整了邻家的孩子，福贵却错误的责怪了儿子，受了委屈的有庆，在妈妈和姐姐的鼓励下，给福贵一碗辣汤，把福贵辣得够呛。看到福贵的囧样，一家人大笑起来，又重归于好。这一幕特别有家的温馨，音乐一响，似乎一切都那么甜蜜。然而紧接着，有庆就因为墙倒塌去世了，更深的原因是因为大跃进式的炼钢，连孩子也被裹挟到这样的宏大叙事中，那个时候谁要是积极响应号召，谁就能评上先进，谁要是消极，就会受到很多隐性排挤。这是催促有庆疲惫炼钢的原因，也是促其死亡的凶手。后来就是因为有庆实在累得在墙角睡着，正好当了县委书记的春生来考察，倒车时撞倒了墙，才导致悲剧的发生。在小说中，有庆是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过量导致死亡的。我认为电影的这一改编更妙，它勾勒了那个时代的主题所酿成的悲剧。就跟现在因为疫情无法正常就医的人一样。
悲剧之后，剧情跨越了十年，凤霞长大了，文革开始了，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福贵家却忙着给凤霞相亲。此时，出身工人阶级的万二喜经人介绍和凤霞见面了，两人都挺满意，夹扎着那个时代的羞涩和腼腆。万二喜工友们的笑脸映射出那个时代的脸庞，两人结婚那天，所有人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临别时，一家人对着毛主席像鞠躬，万二喜一本正经的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借走了！”这是全剧最大的笑点。今天的人看来，角色的一本正经恰好是对那个时代主流话语的解构。
后来，春生被造反派批斗，老婆自杀，春生来把积蓄给福贵，算是为自己撞死有庆赎罪。这一悲剧却用了一种温暖的色调包裹起来，家珍原谅了多年不愿见面的春生，看着春生离开了背影，家珍说：“记住，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你得好好活着。”此刻，平凡的家珍看上去像一个圣女。
笑点过后就是泪点，凤霞生孩子，因为妇产大夫被批斗，红小将们夺了权，为了安全起见，万二喜从牛棚里把医院的王教授带来看着接生，但为了“政治正确”，却演戏给红小将们看，说这是为了教育王教授，看着无产阶级生孩子，这又是一次对主流话语的解构，也是一处小的讽刺，但笑过之后就是泪了。没经验的红小将接生导致凤霞大出血死亡。巩俐饰演的妈妈家珍把感情张力爆发到了极点，让电影的悲剧感达到了高潮。凤霞真正的死因是因为文革导致的混乱，她和她弟弟一样，成了历史叙事的牺牲品。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孙子“馒头”长大了，一家人的生活平静下来。
整个剧的悲喜穿插富有节奏感，所有的喜感和温馨，要么是平常的生活话语，家庭冷暖，要么是对主流话语的解构。所有的悲剧，都是在历史叙事中，个人如草芥般的生命。但你还是有选择，要么，成为历史洪流的沙石，去裹挟其他草芥，要么，努力抓住泥土，拼命活着。
我国普通大众历来尊奉的信条就是“好死不如烂活着。”对于没有末日异象的文化来说，活着就是一切。但人毕竟不是动物，一定要有意义感，要有抽象的，高于现实的追求，才会形成文明。
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国家叙事，政治正确；一套是生活中的日常话语。而“家国同构”是两套话语体系的联结。于是，“事君如父，爱民如子”成了道德标杆，宋明理学后，把这套三纲五常奉为不证自明的天理。“国”与“族”成了这条天理的裁判者，每个人都在表演给国家和家族的代表看，表演给众人看，最超越的也是表演给历史看，没有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仲裁者。这套话语体系，让每个人都以君子自居，而另一套是日常话语，则是油盐柴米，每个人都是饮食男女。第一种话语体系居高临下地侵占着第二种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在文明上升期，看上还能彼此兼容，但由于没有一个超然于一切的仲裁者，也没有独立于家国权力的制衡者，这就让文明的内在逻辑，有了伪君子的土壤，“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很快，文明就会出现难以弥合的悲剧。就像电影里的悲剧一样，“鬼话”成了政治正确，“人话”就只能憋屈的活着。
而现代西方，尤其是欧洲，对传统的背离，宣判着“上帝已死”，那个高于现实的仲裁者在人们心里的位置也逐渐被挤压。所以人们必须自己去寻找“上帝”，等待戈多，而且这个“上帝”必须是“今生的”，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我要先存着，才能决定我信仰什么本质，上帝或如来佛，“上帝”只是我人生意义的附属品。这是升级版的“好死不如烂活着”。
东方和西方，到了现代，殊途同归的走在了一起，走向了看得见的今生。我们现在可以随便买张机票去往世界任何角落，但我们活着的时空真的更大了吗？《活着》用陕北的华阴老腔，彰显着悲和喜的流淌，喜是短暂的，悲是终极的。
活着，要么回到传统，要么赖在当下，要么去寻找能照亮传统、当下和未来的活法。尤其在疫情中，你还要怎么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