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理查德·史威德说，当代世俗观点一提到苦难，“总会把它描述成偶然的不幸。受苦者是牺牲品，被毫无目的的自然力攻击”。
这意味着“苦难……和人生的叙事架构相分离……不过是‘噪音’，意外地打断了受苦者人生这台戏……苦难和任何情节都没有明确的关联，它只能造成混乱，带来妨碍”。
而古老的文化（不是当今的西方文化）认为，人生故事应该是连贯的，苦难是其中可以预料的一环，是实现美好生活、身心灵得到成长的重要途径。但是在西方社会，个人自由才是人生意义。自己有权利和自由决定自认为好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
我们默认文化机构应该不偏不倚，“价值中立”，也就是不告诉人们生活的目标，只是保证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去过他/她认为最满意、最充实的生活。
如果人生意义就是个人自由和快乐，那么苦难不可能有任何“用处”。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引下，只能不计代价避免苦难，如果避免不了，那就控制因苦难和不适所引发的痛苦情绪，尽可能将痛苦降至最低……
[五种文化的苦难观]
世俗观点从不把苦难看作有意义的人生经历，苦难仅仅被视为干扰。按照这种理解，苦难来临时只能做两件事。
◆ 一是控制并减少痛苦。所以，经过过去两个世代的演变，痛苦者得到的专业服务和精神安慰不再是谈论伤痛，而是探讨压力。它们不再帮助人们用耐心忍受逆境，而是从商业、心理学和医学领域搬来专业词汇，好让人们控制、减少和对付种种压力、重担和创伤。
受苦者们寻求建议，得到的答复是避免负面情绪，用休假、锻炼和交友给自己一点缓冲余地。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控制你的反应。
◆ 在这个框架下能做的第二件事是找出痛苦的原因，然后根除它。其他文化把苦难看成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受未知的力量支配，比如人生的幻象和善恶交战。但是现代文化不相信这些不可见的灵界力量。苦难总是有物质层面的原因，理论上一定能被“解决掉”。
一般来说，苦难是由不公平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不良的公共政策和破碎的家庭模式造成的，或者不过是某些歹毒的邪恶团体所为。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愤怒、反抗和采取行动改变现状（需要指出，这并非不恰当。那本圣书很多地方都提到，要还给受压迫的人一个公道）。
以前的文化寻求通过内省而从苦难中得到启发，但是西方人却只是发怒，他们试图改变外部环境以期永远不再受苦。关于二者的区别，C.S.路易斯说得最清楚明白：
“对以前的智者来说，核心问题是如何让灵魂顺应现实，答案是知识、自律和美德。……（现代人的）问题却是怎样让现实听命于人的意愿，答案是科技……”
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权威著作《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提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the anthropocentric turn）。他在书中描述了这转向是如何发端于世俗观念下的西方社会的。
随着这一转向，泰勒说：“对上帝定秩的在场这一感知开始褪色，而我们可以靠自身维持秩序这一感知则开始兴起。”由此，西方社会的“最高目标……就是避免苦难”。
于是在西方文化中，不再有人告诉受苦者，重要的是内在调整、学习和成长。正如史威德指出的，不仅不会向受苦者指出所当担负的道德责任，就连这样的暗示都会被认为是“责备受害人”，在西方社会，这属于异端邪说。所以，通常都让专家来回应苦难，包括伤痛管理、心理或医疗救治、改变法律或者公共政策。
拉丽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是《纽约客》杂志的记者，她没有宗教信仰，也并非来自宗教家庭。她曾经研究过为什么“圣徒”——通常都有宗教信仰——能够为了别人的好处做出重大牺牲。
《波士顿评论》曾针对她的作品和研究采访过她。记者问她是如何看待那些人的。她的回答深刻且诚恳，她说：“有信仰的人和世俗的人之间的差别让我深受启发。”
我认为，很多传统宗教都更愿意承认，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能使你成为更完整的人。反过来，至少就我的经历来看，世俗功利主义者全都痛恨苦难。苦难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他们视除掉苦难为己任。
她还提到，世俗的人不相信有一位神最终会伸张正义。对于有信仰的人，“ 神 在掌权， 神 的爱从始至终看顾整个世界。但是世俗的人却认为什么都要靠自己。我们孤独地在这世界上。正因如此，我觉得世俗的人更多一层焦虑和绝望”。
[本文作者提摩太·凯勒，摘编自《走过苦难》，标题另拟。]
提摩太·凯勒新书《走过苦难》
正在火热预售中
扫码添加客服 ↓ 防失联
↙ 点击阅读原文，进店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