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与宗祠的红墙，构成故乡文化的多元性。（本文所有照片摄影：林世钰）
最近忙于生活，而少了思考生活。由于在做实事，钝感力比原来强了，整个人皮实许多，不再有那么多飘飘忽忽、起起伏伏的闲愁——果然人的愁都是闲出来的。
7月24日刚忙完香港智行基金的福建艺术营，第三天立刻开始实施故乡修房计划。老房子是一栋颇具福建地方特色的土楼，1982年盖了一小部分，1985年盖了主体框架。此后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故而房子没有完建。
爷爷奶奶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不断有乡下亲戚住进这栋房子。后来他们陆续搬走，房子就空了下来。每次回国，我都要去看看老房子，那里曾经装着我的少女时代和青春岁月，以及一家人融融乐乐的旧日时光。
由于多年无人居住，厅堂的地上铺了一层浅绿的苔藓。阶下芳草萋萋，草长莺飞，紫苏、鱼腥草和一些中草药长得理直气壮，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高过人头的草木在风中摇曳，让人生出黍离之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荒废多年的旧居，芳草萋萋。
最让我惊诧的，莫过于厨房的地上长了一簇簇蕨类植物。
当年我们在老房子生活的时候，厨房的地土被我们三个兄弟姐妹踩得寸草不生。物质匮乏的时代，我们渴望的目光密集落在了食物柜上，有事没事故意进进出出，希冀柜子里会变出一些糖果、糕点、香蕉、桔子，等等。但是奇迹很少发生过。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物质依然匮乏，鸡蛋、炼乳、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一般只给家里的男劳动力吃，孩子们只能在一旁垂涎三尺。如果碰上父兄心情好，可能会分一点给你。记得有一次，有人送父亲一罐炼乳，放在食物柜里。父亲打开吃了一两回。一天，我在楼上看到父亲去地里干活，奶奶和母亲去菜园摘菜，就偷偷下楼，把炼乳拿出来，用一只筷子轻轻蘸了几下，然后开始贪婪地舔筷。
炼乳味道如琼浆，让我此生难忘。
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在路边一个小超市里又看到类似的炼乳，顿时热泪盈眶，买了一罐。回家打开一吃，根本没有童年那个味儿了——原来，匮乏才能产生幸福感。
从去年开始，我就想修缮旧居。一开始，父亲觉得现在经济下行，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不忍心我们在修房上花钱。后来看我主意已定，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当时房子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盖成的，费了我和你妈很多心血，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不要看到房子腐烂。
即便他不说，我也明白父亲的心思——盖房是他此生引以为豪的一桩盛事，这栋房子满盈了他壮年时期的辉煌。
父亲决定盖房的时候，我们家一穷二白，几乎没有积蓄。父亲向亲朋好友借了一点钱，开始启动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宏大计划。
为了省钱，父母经常领着我们去河边捡拾铺地的鹅卵石，四处寻找可做墙基的石头。哥哥回忆，有一次，他和父亲在河边捡鹅卵石，父亲看上了路边一块大石头，一时搬不动，就回家找支毛笔来做记号。拿了毛笔返回一看，适才山体滑坡，滚下来的土石把石头掩埋了。如果当时哥哥和父亲没有离开，早就被掩埋其下了。
修缮中的旧居。
父亲最感念的，莫过于盖房时全村人对我家的帮助。当时建房的土地是一块稻田，比路面低很多，需要填埋很多沙石。村里很多劳动力干完家里的农活后，纷纷过来帮忙。后来夯土墙时，也有很多乡亲过来帮忙。记忆中，那些村里的壮汉站在墙头劳作，阳光打在他们汗涔涔的背上，泛着光泽。
这次回家修缮旧居，走在街上，看到很多当年帮我家夯土墙的青壮年如今都老了。他们在土地上劳作一生，最后老成了夕阳下一条长长的、无声的影子。父亲每看到一个乡人，就告诉我对方当年帮了我们家什么忙，让我记住他们的好。听说我修缮房子后想拿出来做乡村文化教育公共空间，父亲颇感欣慰：这是对乡亲们的回报。
当年乡亲们之所以愿意帮助我们家盖房，也是因为之前父亲帮了许多人。父亲当上大队长后，但凡乡亲们找他帮忙的，只要能帮上，他从不推辞。当时我们家经常有乡人上门求助，好客的母亲，每次都冲碗蛋茶招待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鸡蛋可是奢侈品——以致奶奶很不高兴，经常絮叨父亲爱管闲事，家里鸡蛋消费太大。
我记得，当时好几个乡亲的媳妇都是从外省娶来的，后来偷偷跑回娘家。父亲受托后，自费跑到外省，把她们一个个找回来，挽救了一个个濒临解体的家庭。
作为一个从外地抱养过来的孩子，加上头上戴着地主子女、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反革命分子四顶“帽子”，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父亲在村里曾经遭受极大不公。如五指山下的孙悟空，被时代的巨石压得死死的，失去了所有招工招干的翻身机会。但是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性格，加上时代的良性变化，愣是挣扎出来了——35岁那年，父亲从一个农民转型为国家干部。
无论父亲在村里当大队长，还是后来在乡里当副乡长，都尽量与人为善。用他的话说是，“多种花，少栽刺”。
让我甚为感动的是，六七十年代批斗我父亲颇狠的一个村人，后来因为儿子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事找父亲帮忙，父亲欣然答应。我当时不解——我们不对“敌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已经很厚道了，为何还要去帮他们？父亲笑着说，如果“敌人”求你帮忙，说明你已经比他强大许多了。这时报复已无任何意义，能帮人则帮人。
父亲说的这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此，“报复”二字基本从我的人生辞典里消失了，我总是试着去宽恕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
故乡的桥。
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厉，父亲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不得不违心执行。但是他尽量把枪口抬高一寸，让更多无辜的生命得以留存。他告诉我，有一次，工作队抓了附近山梨洋村的一个女人，拉到乡政府准备结扎。父亲知道那个女人的生活现状——丈夫卧病在床，家里只生了两个女孩，重活没人干，确实需要一个男劳力。父亲吩咐手下把女人放了，他们犹豫——当时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计生任务未完成，全乡所有干部的提拔将被冻结。父亲说，如果有事，我来负责！女人被放走后，父亲遭到领导严厉批评，说他是计划生育“绊脚石”。
三十多年后，大约是2017年，我和父亲回老家。走在旧街上，一个戴着斗笠的女人迎面走来，她问父亲：你是不是某某？父亲点头，疑惑地看着她。原来，这个女人就是当年被父亲放走的结扎对象。她回家后躲起来生了一个儿子。儿子读书很好，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儿子结婚时，还请父亲去喝喜酒。
女人说，当年父亲救了他们全家。说着说着，她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放在父亲的掌心里，说给他买鸡蛋吃。父亲没要。由于我2016年访谈父亲时知道这桩旧事，不禁热泪盈眶，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房子建成后，父亲欠了一屁股债，他养了十几头猪，想以此还债。当时全家总动员，人人都要干活，我和哥哥也成了“童工”。哥哥比我大三岁，劳动强度自然比我大。父亲把他带到地里，插秧，薅田，割稻，种豆，啥活都干过。而我呢，“主业”是拔兔草或者拔猪菜。每天放学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拔猪菜或兔草。小小的我，背着一个大大的箩筐，上山下地。等筐子装满，天也黑了，我踩着暮色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了。吃完饭，赶紧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作业。
虽然要干农活，但我和哥哥成绩都不错，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几名，后来相继考上了县城一中。
由于自小在山间田野上劳作，我从爷爷奶奶母亲那里学到了许多与植物相关的知识。比如我认识很多植物，特别是中草药。因为母亲带我去山里的时候，路边看到什么草药，就会告诉我它们的名字以及药效。我每次去山里，看到童年时代起就熟稔的植物，宛如见到旧友，忍不住在先生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识。
寂寞的村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父母带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去山里开荒种豆。父亲挥汗如雨，在一片荒地上开出了几畦地。哥哥负责刨坑，我和弟弟负责放豆子。天气很热，我们累得不行，父亲一直给我们“画饼”，说干完活就带我们去附近采野生猕猴桃。正是凭着对抽象的野生猕猴桃的热切向往，我们三个小孩把活干完了。可是，活干完了，天也擦擦黑了，父亲说这次没时间了，下次再带我们去采猕猴桃。
我非常失望，怏怏地踩着一地破碎的月光回家了。那晚的月亮，在我眼里幻化成一颗硕大无比的猕猴桃，在头上晃来晃去。
到了秋天，让我伤心的是，我们一家辛辛苦苦种下的豆子，全被野猪拱了，颗粒无收。以致我后来看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时，忍不住哑然失笑：这可未必喔，种豆可能被野猪拱了，种瓜可能会被小鸟啄了。No pains no gains（不劳无获）是东西方都很熟悉的谚语，但是我们这一生，很多时候，pain得要死，却啥gain也没有。我们此生能做的，不过是尽力而为，然后安然接受上天赐予的一切，不管是pain还是gain。
我对土地、河流、远山、原野、植物、星空的热爱以及对美好之物天生的敏感，应该生发自那段乡村岁月。记得小时候，有时站在后门山上，看着村庄一大片黄墙黑瓦在夕阳下泛着光，河流从村中蜿蜒而过，炊烟袅袅，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和愉悦。当然，当年我没有读过《浮士德》，不会说“美啊，请停留一会儿”之类的话，但是，内心能感觉到乡村那种浑然天成的美带来的震撼。
年轻时我向往城市，因为城市意味着发达与文明，而乡村意味着落后与愚昧。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乡村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道路可谓漫长而艰辛，但我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愿望。可是，当我在城市里生活了若干年后，发现水泥钢筋丛林是不会滋养一个人的灵魂，它只会让你的心变得坚硬或支离破碎。我开始怀念故乡的河流山川。
是的，故乡并不完美，甚至在二十多年前曾深深伤害过我，这使得我在很多年里都不愿意返乡。好在后来我的内心逐渐变得强大，学会了宽恕他人，所以原谅了世间所有的不对，包括故乡。特别是中年之后，我重新发现了故乡之美，愿意与它和解，再次深情凝视它。
这次修缮老房子，也是和故乡断裂多年后重新建立链接的一种方式。
我见识过世界的广阔，也思考过生命的根本意义，我知道生活有很多种可能性，不只故乡这一种。所以，虽然我深谙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质，但是并不执着于血缘、宗族、熟人社会、落叶归根这些把自己“画地为牢”的传统概念。我更愿意把每个人都还原为独立的个体，他们都配得有尊严的生活。我尊重每个人不同形态的存在，同时打开自己，让风进来，充分感受生命的自由状态。
就像故乡河里的石头，几百年来，河水清了又浊，浊了又清，涨了又落，落了又涨，但石头始终保持自己的质地，泰然自若，任河水冲刷。
它属于河流，但更属于它自己。
我也愿意以一种类似石头那样抽离的姿态去审视故乡——热烈真诚地生活其间，但是，有所在，无所住。
何止故乡，我对地上任何一处，皆执此种态度，不管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还是美丽却落后的秘鲁。在世上，我们不过是寄居华屋的过客，是财富的暂时保管者，与配偶儿女的缘分也是有时间期限的。我们在地上认真而辛苦地扮演着儿女、夫妻、父母、朋友的角色。一俟弦声渐弱，帘幕拉上，终要卸下妆容，回归自我，彻底告别“舞台”。故而在世时不必“入戏”太深，一切让它自然地来，让它自然地去，不管是人还是物。
乡村教堂。
重返故乡，我已经不是那个1984年首次去县城时怯生生的乡下小姑娘了，也不是2000年面对县检察院某领导时惶惶不安的新记者了，因为我见过比故乡辽阔许多的世界，知道故乡不过是一口窄窄的“井”；我对故乡的“脑中枢”和“毛细血管”的运行心里有数，因为通过离乡后三十多年的阅读经验和人生阅历，我深谙中国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规律。对于当下的种种怪现状，我了然它的底层逻辑；我看到让本地人肃然垂手的官员和富人亦不会手足无措，因为我见过比他们官阶高许多、财力雄厚许多的人。而且我发现——官阶越高、财富越多的人，往往待人越随和，越容易打交道。
我平视每个遇见的人，并且愿意以人性作为最大公约数，试着去理解、包容和尊重与我不同的人——不管头上是否有俗世的耀眼光环，从本质上看，每个人都不过是半人半兽的“罪人”，神性与兽性兼具。而且，“死是众人的结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故而在我眼中，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罪大罪小之分。
昨天去乡下老房子看工程进展。中午时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砸在了旧居屋顶的瓦片上，好似一节节火车轰鸣碾过。我坐在屋顶的檐下，看着水泥楼房夹缝间朦胧的远山，听着不远处河流的喧哗，回忆自己在这里度过的少女时代和青春时光，感慨万千。
三十多年前，还是在这个位置，十来岁的我看着一重又一重远山，无比向往山外的世界，但觉得走出大山太困难了。山一重又一重，好像蜘蛛网，把我这只“小昆虫”活活困死在网中央——那时候，从县城到省城福州，要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七八个小时。每次我都吐得七荤八素，痛不欲生。我曾经诅咒过贫穷的故乡，诅咒过自己出身寒微的命运，发誓一定要离开这片土地，再也不回来——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努力向上、最后走到京城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因。
故乡一角。
如今，半生已过，阅尽千帆，亦了悟“境由心转”的人生智慧，分别心渐渐淡了，对故乡日益深情。一个年岁比我大一点的读者朋友说，人生就是一个闭环，最终都会从终点回到起点。
是的，出生和死亡，其实是人生这个圆环上重合的一个点。中年之后，因为离人生终局越来越近，故而也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来处。
我依然对世界怀有好奇之心，但并不特别向往某个国家或某个地方——这点要感谢川普，他把我曾经对美国的迷信打碎了，从此学会客观看待所有国家和所有地方，并用新鲜的眼光重新打量我生命的来处。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但我已非昨日之我。虽然旧日模样依稀，但内存已被更新。“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茫茫人海……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新冠之殇》《潮平两岸阔：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与女书》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好书（非虚构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