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从建立以来，一直到明朝灭亡，涌现出很多有气节的士大夫，比如我们熟悉的方孝孺、海瑞、杨继盛、顾宪成等，还有非常著名的“明末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
首先，明朝接替的是元朝，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并不看重，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以担当“道义”为己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明朝重开科举，知识分子相当于再次回到政治的大舞台，他们可以说是“程朱理学”的最好继承者，并且在后来王阳明“心学”的推动下，导致士大夫们将坚守道义、捍卫纲常视为毕生使命。他们在面对皇权、权臣的压迫时，以 “舍生取义” 为最高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观基本上贯穿于明王朝。
其次，明太祖废除宰相，渐渐形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内阁大学士，这是制衡皇权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一方面效忠皇权，另一方面还以知识分子的“道义”牵制皇权。万历皇帝终年不上朝，虽然也有其个人原因，但更像是这两种力量博弈，皇帝逃避的结果，只不过集中表现在万历皇帝身上。
不论是“大礼议之争”，还是“国本之争”，士大夫们就是不让步，甚至大家都是提前准备好棺材以死明志，海瑞就是明朝这种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明朝的知识分子们是真不怕死，而且坚持为“道义”而死，并视之为这是对君主和朝廷最好的效忠。
第三，明代设立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御史，合称 “言官”，其核心职责是 “谏诤皇帝、弹劾百官”。言官的选拔标准重气节，且拥有 “风闻言事” 的特权。即使没有确凿证据，也可上书弹劾，这种制度设计，让士大夫敢于直言进谏。
最后，明朝不仅取消宰相，而且设立“廷杖” 之刑。在朝堂之上公然杖打官员，但这种高压手段并未磨灭士大夫的骨气，甚至还催生了 “以受廷杖为荣” 的特殊风气，而被廷杖的官员会被视为 “忠臣”。“大礼议之争” 中的很多官员，宁可被廷杖致死，也不愿妥协。
实际上，士大夫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廷杖”制度的极大不满。一方面他们要效忠君王，也就意味着要完全服从君王的政令；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接受如此大辱，这显然违背“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他们想扭转这种不人道的方式，但又不知道如何扭转。于是，就出现了名满天下士人群体争相效仿“廷杖”的奇观。
明朝士大夫大多数颇有知识分子的气节，明朝晚期提出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为宗旨，他们批评朝政、反对阉党。即使遭到残酷迫害，比如 “东林六君子” 被魏忠贤杀害，也鲜有投降变节者，成为明代士大夫骨气的集中代表。
明末顾炎武提出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质上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总结。他们认为，“道统” 高于 “治统”。皇帝可以换，但儒家的道义准则不能变。当皇权偏离 “天理”朝政败坏时，士大夫有责任挺身而出匡扶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