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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终于读完林光清先生这部回忆录。这是一位“五零后人”的具身记忆。阅读中，觉得身体内部的某种东西被触动了。我认得这种文字，很清楚这种亲切熟悉的气味来自何处。这是一个人自我反思的收获，是已经拥有了内在精神秩序的人才能写出来的。
刘亚伟（右）和林光清（左）在双溪古镇“南渡书房”畅谈。（林世钰 摄）
作者出身在闽东屏南县位于山林深处的贫寒农家，四岁时被抱养到另一个海拔稍低一点的村子，但也没能让人们忘掉他是“地主的儿子”，没能改变“穷与饿”的童年记忆。“每天炒菜时，母亲用一块油渣在锅里擦一圈，然后开始炒菜。菜炒完后，就把油渣收起来，留着下次用。我有时趁母亲不在，把油渣偷偷放嘴里舔几下，然后又放回去。一次我放学回家，肚子饿得不行，趁母亲不在，偷偷把已经发黑的油渣吃了。母亲回来后一看油渣没了，大怒，揪我的耳朵，说，以后大人不让你吃，你就不能吃！”
我曾探访过离屏南不远的浙南松阳，南宋诗人沈晦的《初至松阳》里写到：“西归道路塞，南去交流疏。唯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诗句中的“四塞”指的是四面被山环绕，形成天然的屏障，而“无他虞”则表示没有其他外来的忧患或威胁，描绘出浙南闽东北一带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有着因闭塞而形成的安宁氛围。
作家杨显惠曾经到访屏南，站在一面山坡上，看着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这位写出了《夹边沟纪事》的作家大概想到了大西北的荒山秃岭，冲口一句：“这个地方饿不死人。”但他也许忘记了，这里已经不是那种“四塞无他虞”的自然山林了，1949年之后，“支部建在村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被组织化，户籍制度，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这几层新的制度政策性枷锁，让这个盛产各种山货的地方，在那场从北到南无差别地笼罩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大饥荒里，照样会死人。
书中记录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高家一位中年人，可能饿得不行了，半夜偷偷钻进粬埕里偷粬饭。刚好下粬的人过来锁门，他就被锁在粬埕里，活活被熏死。据说十个手指头都抓烂了，全身乌黑。估计当时想努力爬出来，但是里面太烫了，根本爬不出来。”
看似平静的村庄，曾经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历史事件。（林世钰 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往时的“四塞无他虞”不仅没有挡住大饥荒的降临，而且接踵而来的“文革”也照样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这里人们的生活，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伦理被党性伦理强势取代；教育被“文革”打断，在该读书的年纪却无书可读，也无差别地成为林光清们的遭际。
15岁的少年林光清为帮脚烂的养父养家，开始动心思挣钱，从古田挑碗去各地贩卖，收辣椒卖到浙江，还倒卖过香菇、笋干、海带、米票等。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最后终于被村干部发现，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18岁，他正式成为一个全劳力。几年陆续“投机倒把”的经历让他在村民眼里成了一个有见识的人，这让他在见多不怪、麻木不仁的日子里能看到种种怪现象，“挖地瓜变成埋地瓜。农民挖集体的地瓜时，故意留几个在地里，然后偷做记号，夜里再偷偷捡回家；往便桶里加水，给自家加分；做田埂时，为了抓一条小鳝鱼，不惜把田埂刨了再做；筛谷子时卷裤腿，一直卷到膝盖上，最多可以卷进七八两谷子。“玄机”被识破后，农民离开晒谷场时要自觉放下裤脚，跺一跺，以示清白。称谷子也是一件容易引起纠纷的事情。大家都盯着掌秤人，唯恐他把自己的谷子称少了。有人说保管员称别人谷子时，故意把秤砣向上提高，让秤翘起，快速放手收秤，一秤可差半斤，称自家时则多出半斤。队长只好让秤停几秒，等它稳定了再放下。但两个抬谷子的人又说，坐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两个人替你们扛这么多谷子到底给我多少工钱？集体化道路有太多难解的结了，有人烦，有人怨，有人愁，有人喜，有人怒。看着报纸上和宣传栏里农民高举锄头、一副拼命的样子，插遍红旗热火朝天的场面，挺着胸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有力的步伐，真使人哭笑不得——你们是在宣传仙界的情景吧？现实生活中哪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1983年，林光清和他家人的第一张全家福。
“这孩子将来能干一些事情”，也许因为早年算命先生的一句话，让林光清对自己有所期待，一直努力改写命运的安排。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种田好手，样样农活拿得起。加上出外闯荡“投机倒把”的独特经历，使他先是被选为大队长，后来又被乡领导发现，脱离农民身份成为一个正式在编的干部，再进步为一位乡镇领导，后来是县物委主任。对于这位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中学生来说，不啻为一个奇迹。在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的位置上，他尝试着搞起了林业市场化改革，大获成功。任县物委主任期间，因为当众顶撞县里一位主要领导，最终导致知天命之年受了牢狱之灾，从一位国家干部被打回了一个普通山民原型。
1996年，林光清（左）在福建省屏南县甘棠乡新田村考察，准备引进高山蔬菜。
“五零后”这代人，现在已经或正在迈进古稀之年，早年身体表皮上的伤痕已无处寻迹，而一旦敞开心扉却发现仍是鲜血淋漓。这部回忆录不仅仅是是林光清对自己一生生存境况的记录，还是一种观察。
谈起“五零后”这代人，一个惯常的说法是：坏人变老了。不得不承认：“五零后”这个群体，绝大部分人拥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对自己及他人遭遇的麻木冷漠，遇事一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争个输赢决不罢休的红卫兵姿态，以及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斗争的思维方式。
我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人们。但还是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为“五零后”这个人群做一点申辩：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去谴责他们，因为脑残、愚昧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愿。
他们不像自己的父母，毕竟还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生活过，多多少少知道一个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当一个社会被完全封闭，生活在这种信息和认知茧房里的人，被户籍制度和党性伦理的集体化组织结构完全沙漠化的个体，会落到怎样的境地？当安全感得不到社会保障时，出于生存本能，他们会在恐惧中不由自主地崇权慕强。正是这种无能为力不能自主的生存状态，使得这群人在后来人眼里，整体上显得多么愚昧、自欺和幼稚。所以我始终认为，所谓“脑残”，不是一种道德状态，应该视作一种生存状态。
晚年的林光清回想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疑惑“我们干活这么努力，为什么全家还填不饱肚子？这个社会哪里出了问题？当然，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把人管死了，整个社会就活不了。”
他思考背后的社会原因：对于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变化，我作为一个50年代出生，并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老人，真的越来越看不懂了……我不理解，“文革”给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还有人想走回头路？
回忆起大饥荒，他反思，“回头看，大饥荒完全是人为的。全国搞“大跃进”，浮夸风严重。地方往高里报粮食产量，结果粮食大部分被上面征购了，留给地方的太少，所以才饿死这么多人。”“1960年，大跃进结束，大食堂解散，大家各自回家，可以种点红薯、豆子等农作物，这种情况被称为小自由。大家白天给集体干活，积极性不高，收工后就精神一振，去种自家的豆子、红薯等。你看，人为集体做事情和为自己做事状态是多么不同，我长大后一直在思考：制度如何才能顺应人性的特点？”
2025年夏天，林光清夫妇和女儿、外孙女在故乡河边。
一个人，连带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的传承和演化基因都存续于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依附于一种面向未来开放的秩序运转状态之中。这就是现代保守主义最核心的理念：如果你想保有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审慎对待长时期积淀下来的结构和秩序，政治层面的问题就在政治层面解决，切勿深入社会与文化层面，应努力保守其演化秩序的延续性和开放性，保障人类文明这个面向未来的无限游戏不致中断。
孔子曾说过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这部回忆录正来自山野，它携带着真实、诚恳和常识。首先，这是一部带有具身感知的真实的个人心灵史，无数来自底层生活的细节，让这部回忆录拥有了无可辩驳的真实性和说服力。能看到生活的真实，看到浮光泡影下面的本质，是一种能力，使人能够超出自身局限，成为自身在另一个维度的观察者，正如先哲王国维先生在一首诗中写到的：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记得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
我虽忝为作家，自忖至今仍未做到“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作家的林光清先生已经在他的这部回忆录中做到了：简单而诚恳的语调，直抒胸臆的文字，携带着与自己血液骨骼密切相连的全部细节所构成的生命感受，平静淡然却又充溢着让人信服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把人拽回到那些生活现场。
这些年有了一些写农村和农民生存状态的书和文章，读来仍属浮光掠影，总觉得缺乏直抵生命的那种真实的力量。谈及“大跃进”，谈及人民公社，谈及大饥荒年代，谈及“文革”，人们的文字大多停留在外在的记忆与感受方面，很少对自己内在精神秩序进行揭示。
农村、农业、农民，这就是所谓“三农”问题，时而被人提及，但那种无奈无力、真实到让人绝望的农村尚未被世人看见。人们回忆往事，常以“一言难尽”而了之。
也许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许多人从小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从未见过正常是什么，就像被魔鬼施了魔法，不正常在他眼里成了正常的事情。一切都颠倒了。失去了正常的人性，以及正常人的感知能力。人性扭曲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过于荒唐、冷酷和让人几近绝望的环境，造成了人性的反常或反常的人性。在一个常识被彻底颠倒了的世界里，人们也不得不歪曲或钝化自己的感受，只为了适应它。“对于他人痛苦的冷漠，源自对于自己屈辱以及权利被侵害的冷漠。对于他人遭际的无能为力，源自对于自身遭际的一筹莫展。”
是的，曾经，由于经历太多，见的太多，陷入伤害和恐惧的包围之中，自己的心早已千疮百孔，再也遮不住风，感觉负荷太重，以致疲惫不堪，麻木不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本书的意义在于，不仅写出了这种生命体验的真实，还在于这是一个人走出旧有的自我、走向新生命的一个必经程序。林光清用自己一辈子的生活经历，以及晚年的思考和心路历程告诉人们，一个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旧人，也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得明白清醒。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的一句话：思想的意义在于扫除自身的黑暗。林光清先生一位侄辈企业家曾告诉我，在这部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林光清曾对他感叹，说自己有点不敢写下去了，因为写着写着，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十多年前，为凤凰卫视做一部红卫兵系列专题片的制片小组采访我，编导问我，回首当年有什么感想？我说，虽然当时我才十三岁，刚刚小学毕业考上初中，但我当时就是黑暗的一部分。编导惊问，为何如此评价自己？我说，你身在黑暗之中，却感觉不到黑暗，没有能力看到黑暗，不就等于认同了黑暗吗？
直到现在我仍这样认为：当你身处一个黑暗时代，你发声，质疑，就把自己从黑暗中剥离了出来。如果沉默，甚或根本就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发声的能力，你就是黑暗的一部分。一个人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发声你质疑，起码可以帮助自己从黑暗中剥离开来。这也是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意义。在文字已经成为掩饰自己、掩饰苦难、掩饰真相帮凶的时候，林光清选择了直笔坦陈，倾心捧出，这种坦诚捧出的不仅仅是贫穷饥饿，更珍贵的是内在的痛苦与清醒。这是一种寻常看不见的生活，一个寻常看不见的乡村社会。
2018年偶然来到了闽东的屏南县，被这里的青山绿水、古屋廊桥和干干净净的空气所诱惑，便在这里找了一个阳光小院住了下来。其间也就有了与林光清先生结识的际遇，同属“五零后”，让我和他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前面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阅读过程中常常被一些汹涌而来的东西打断，记忆、慨叹和思考，还有强烈的共鸣和共情让人无法自己。虽然这只是林光清先生的个人回忆，虽然我和他的出生地一南一北相距近三千多华里，但我认为这部回忆录写出了“五零后”这代人共同拥有的许多东西。
不妨鼓足勇气，打开自己，说说吧。再不说，就真的老了。
是为序。
闽东双溪古镇“南渡书房”
2025年初冬
【作者简介】刘亚伟，笔名亚子，号南渡山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艺术家，资深记者。20世纪50年代初生于山东曲阜，曾下乡插队，应征入伍从军，当过镇党委副书记，报社副总编辑。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多部，以及评论、随笔、诗歌、游记等。代表作有《孔府大劫难》《报社》《今夜与谁同眠》《我是一个兵》《拾卖女》《五十年谋杀》《远去的历史场景》《孩子可以说不》等。所著《少儿科普三字经》被教育部列入全国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现在福建屏南双溪古镇设有工作室——“南渡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