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大约需要十分钟。若无时间，可以直接看提纲。今晚（2023年1月12日）8点开始分享此书《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zoom号851 6670 3420，密码840739。匆匆写就，不克修订，祈诸君鉴谅是盼。
为一位享有大名的至亲作传，是世间人们很大的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往往弄不好就变成了一种试探。而这个试探就是想对亲人作易容术，以使他美名传扬，并从中沾有余恩。当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传》和海伦《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合成一本书，而你将其读完的时候，就难免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对比。
《朝觐东方：理雅各传》是学术评传，对资料的搜罗，对理雅各诸方面的评价，在学术上评价虽然并不完全让人信服，但大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能自圆其说。但一旦涉及理雅各的传教以及灵命，他在很多地方就不免左支右绌，这固然是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在此，更重要的是，信仰的历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纳入学术评价之中，或者说作者对信仰的理解不足以用学术来驾驭它。而《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其学术含量就不能与前者相比，但引用大量的私人信件，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一些带有生活化的理雅各。不过这些生活的呈现，却多是海伦她想让读者知道的理雅各，为何如此说呢？她没有记载理雅各生活中的阴霾，反而是基本上不说理雅各生活的吉瑞德说了他家庭的纷争，以及海伦对理雅各生活过严的管制，并私自操控理雅各的遗产，以至家庭不和带来持久的影响（P389）。
也就是说海伦《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从标题到内容，就暗含着一种对父亲的一生加以辩护的用心。的确传教士与学者这两个身份几乎可以罄尽理雅各的一生，吉瑞德隆重突出其学者身份，海伦还是觉得其传教士身份应该多多地被突出。为何有这样的差异呢？一来父亲的学术，海伦评价起来恐力有未逮，二来传教士在诸方面的牺牲，史料不少，且更为感性。这倒不是说海伦认识到信仰的特别重要性而着意加以突出，因为他们的信仰状况受当时的社会同化较多（p389），大约连像理雅各那样早期的热心都没有，其信仰或只是在英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从众，就像吃布丁变成一种习惯。
比如海伦强调理雅各在两件事情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其实从所花精力所费心血来说，这两件事情可能都比不上翻译“中国经典”——就是“对鸦片贸易的憎恨与传教事业的信仰”（P641）。征诸多种史料及文章，可以看出理雅各从一开始就反对鸦片贸易，当然其热心程度就像传福音一样，远比戴德生为弱。反对鸦片说明他在知识和道德上是清楚的，且富有同情之理解。但对传教事业的信仰，恐怕我们只能说海伦是表皮之论。当然传教士也只不过是人，并非谁有资格强迫其做传教士而“从一而终”——如伯驾、卫三畏等都是中途退出传教行业——神都不从捆绑人的自由意志，要你甘心乐意献上，为其奔跑，至于他人就更没有强迫的权柄。
理雅各在圣号之争中体现出来的自由神学表达，以及他在翻译“中国经典”中对中国文化的高看，其实是充斥着许多争论的。虽然当时有世俗学者的商榷，但学界至今为止仍是高评其译作的，不过彼此争论的重心，却往往是那些学术及翻译成就不如理雅各的传教士群体。理雅各大部分情况下，对这些争论采取不多理会的态度，但并不表明其内心于此能够释怀。因为传教士评价中固然有对他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并翻译之的学术讨论，但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上帝与后来被圣化过的上帝，就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信仰问题。而理雅各在这一点上，无论从学术还是从信仰的角度，在今天我看来，都很难站立得住。
比如理雅各认为要让那些不信的异教徒能信靠独一真神不是件容易的事（P643），这认知完全正确，但他给出一个错误的方子。我认同理雅各对自己所服侍的地区之文化的了解与重视，是非常对的，但认为如此就可以带来转变，我只能说是痴人说梦。他说那些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去传福音往往“可鄙而且无效”（P643），但很遗憾，从结果来看，这话倒很适合他自己。从理雅各努力装备中国文化及相关知识，从壮年到皓首孜孜于“中国经典”，从传教果效来看，只需要将他的话改成“看上去很美却无效”。
看了上面的话，你或许会一头雾水，难道是我要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装备世俗知识么？不是的。老实说，得神的恩待，我自己的世俗知识特别是中国文化知识算是有所装备，但我认为不能轻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1:16）的教导。就是说，对任何世俗知识的重视，都不能超过对圣道的装备与勤学，要天天查考这道，要明白这道是与不是。不在圣道上扎定根基，世俗的知识装备越多，越远离绝对真理，在相对真理中自嗨，这是极其可怕的一种景观。很不幸，理雅各、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艾约瑟、李佳白、傅兰雅等——这个名单远超过那些扎根圣经的基要人事，即便在十九世纪都是如此，更何况二十世纪更世俗化的浪潮汹涌奔来，自由神学自然好像如鱼得水。
艾约瑟不仅在1873年陪同理雅各从北来游到上海，其间所看的天坛、孔孟之庙、泰山等标志性的遗迹，堪称回国前的“朝圣”也不为过。这个时候理雅各的信仰状况，已经使他分不清什么是真崇拜与偶像崇拜了，或者他不屑这样分，因为这样分似乎是一种文化霸权。当然你若是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分，认为西方文化绝对高于中国文化，那当然是不成立的。但你作为传教士，福音高过你英国文化，当然也高过中国文化，这有什么好谈的呢？因为福音是启示是绝对真理。而任何人类的文化，都是有限有罪的产物。
不特如此，艾约瑟在理雅各去世后，回忆他们有次从英国一同返回中国，互相背圣经以自励的情形，其难度与卓越远超赵明诚与李清照赌书泼茶的故事。因为几十万字的圣经几乎能从头背到尾（当然也许家谱与名字可以忽略，那么历代志等可能从轻要求），甚至理雅各还可以给艾约瑟提词，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我记忆力不差，五十岁始信真道，努力背经，所获不少，但也常深感自己的有限。虽然不气馁，但对他们能如此颇致欣羡之情。我们知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119:11）是一种很好地藏在不震动的国，藏在磐石之下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真理性。但通过理雅各、艾约瑟他们的一生来看，能背圣经，固然甚为有益，但相信其绝对无谬无误，才是王道。知“道”很重要，“信道”更重要，知而不信，实在还不够真知。
回到《寿陵失步的理雅各》的标题上来。邯郸学步与寿陵失步的故事，可谓二而一，一而二，不劳多解释。高明如理雅各怎会如此呢？其实一些传教士来中国以前，最应该却丧失一定准备的，就是良好的神学训练。即或有神学训练，但其充分程度令人存疑。事实上，我读了几十本传教士传记中，探讨其神学预备的书籍比较少。原因固多，可能传记作者缺少相应的神学训练，自己并不擅长此方面的内容。即令懂得，也许觉得这样写出来，不足以打动人。当然更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来中国的传教士，本身的神学预备就成问题。因为彼时神学院自由化世俗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教出来的人，与只在世俗知识装备中所训练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恐怕依旧今天的教会服侍、教会学校、外展宣教等方面的事工，值得深深记取的教训。
段怀清、周伶俐夫妇将吉瑞德《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的书，译作《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可谓神形兼备。一个福音的传播者，却成了在地文化的朝觐，理雅各个人作为学者或是成功了，但作为传教士恐怕评价起来复杂了。当然，我们感恩他女儿写下的《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其中记述了《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无法或者无意着墨的细节，特别是关于车锦光殉道的那一章，应该算是众多传教士传记中少有的章节。
以下为海伦《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一书分享的粗纲
一：学霸理雅各
1：知识装备
2：背圣经（494—495）
二：属灵诸问题
1：似乎缺乏属灵敏锐（607）
2：传教士资格之认定（510）
3：理雅各的错误（515—517）
三：传教故事
1：理雅各曾想将译的“中国经典”付之一炬（605）
2：车锦光（573）
3：监狱事工（597—600）
4：梁满升（606）
四：寿陵失步现象探讨
1：被掳于世俗知识（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卫礼贤等）
2：寿陵失步的理雅各（620、643、646）
2023年1月12日匆匆草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