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本是一个少爷，因了我后面将提到的缘故，做了“人民的敌人”。他一生都弯曲着，以应对弯曲的时代。
他没念过多少书，却喜欢写字。他的字，却有点黄庭坚的意思，架势不小，大开大合。这真是奇怪啊，为什么呢？一个做儿子的，好像也不便太深地走进父亲的内心，于是我也没问。
父亲最喜欢写的一行字是：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黎雅镇XX村XX社。
这是我家的地址。他为什么喜欢写这个呢？我也不知道。
绵阳是丘陵地带，山虽不高，但重重叠叠、起起伏伏，没有尽头，以至于小时候的我认为，天底下应该都是这样的地形吧，有山，有水，有鸟，有兽，也有鱼。
我家就住在半山腰上。屋后是一条长长的马路，诗人们或许会把它比喻成山颈上的纱巾，飘逸，轻灵，妩媚。但在我看来，那就是一条绳索，勒得人透不过气来。
祖父本是个威风八面的保长，革命消灭了他所在的阶级，也终结了父亲的少爷生涯。祖父下狱以后，祖母、伯父、父亲就被赶出祖屋，成了逃亡在故乡的贱民。先是租住在镇上的私塾先生敖家，后来父母结婚，才在现在这块土地上筑起了土屋生活。自此已经四五十年了，但我们一家总觉得这块土地生而不熟，扎不下根来。
自小，父母就告诉他们的两个儿子要走出大山，能走多远就走多元。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这是一种宗教般的盼望。事实上，父母就经常以此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许愿。他们坚信，他们的一生注定会在地狱中苦熬，但他们的儿子一定会逃出生天。
我这问题其实很为难父母，他们从未走出过那连绵不绝的大山，怎么知道山外头是什么呢？
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孩子，能有什么欢娱？所以我小的时候，怯生生的，像个丫头，总是喜欢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也常常做梦，梦见一家人都长了翅膀，脚踩着竹尖，一跳就上了云端，飞出了群山，飞向了辽阔大地。
那时节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狂潮已经停歇。然而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在我们那里的乡间，余潮犹存。在小学，我还享受着被家庭出身好的女同学揪耳朵的待遇。上学路上，我被人家的狗咬过两次。那家人是贫农出身，养了一条凶猛得像狼一样的狗，不拴住，就那么放养着，见了生人就狂吠、猛追、猛咬。我的腿被咬伤了，鲜血淋漓，母亲去找人家论理，那家的女人骂道：
幼年生活给我的教训是：第一，躲避邪恶者永远无法唤起他们的同情心，反而会激发他们的兽性。第二，凡是狗，总是怕人的；你跑，就是示弱，它就会追你、咬你；你站住，捡起石头土块掷它，甚至佯装要掷它，它就跑了，至少不敢近你的身了。
当我长大以后，就把上述教训概括成了八字箴言——与其哀怨，不如彪悍。
只是在我幼时，是万万不敢彪悍的，因为那是找死。隐忍，成了巨石下的种子的现实选择。只要不死，就忍着吧，这才是中国人三千年来的人生哲学。
有一次，母亲正在训导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好逃出故乡的时候，传来一个女人的高声咒骂：
一家人寻声看去，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又白又肥的大屁股。这女人姓赵，正蹲在我家的露天厕所撒尿，她撒尿的动作和她的言语一样肆无忌惮。
原谅我，至今我一想起故乡，想到的就是那个赵姓女人的肥白屁股——那荒谬时代的一张脸。
我们一家人，都是故乡的寄居者，我和哥哥坚信，故乡不属于我们，我们终归是要离开那里的。
离开农村有几种方式：最好的是考学，其次是当兵，再次是外出打工。四川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最早的打工潮就是从四川兴起的，时间远在其他省份之前。而绵阳呢，又最早创造出了另一种让农民脱籍的渠道，那就是“买户口”。时间好像是九十年代初，此举当时就被宣称为改革创举。所谓“买户口”，就是农民可以通过花钱买到城市户口，但仅仅是可以买到户口，城市不负责为这些人提供工作。
母亲想给我买户口，我坚决拒绝了。理由是，我一定可以“考”成城市户口。也就是说，我逃离故乡是必然的，但我可以找到一条省钱的路。因为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一块读书的材料，我中学的老师也这样看。当然，到我读中学的时候，旧时代的残阳已经消失了，这也是一家人盼望的实底。
一九九二年，哥哥当兵去了宁夏，我上学去了西安。兄弟俩都成功逃离了故乡。
我还记得，当列车穿过漫漫秦岭，进入八百里秦川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异，原来这世上还有一望无尽、平坦如镜的平原！一个地方，怎么能没有山呢？我原来是那么厌恶故乡的山，但至今我也对平原喜欢不起来，因为它太缺少变化，太无趣了。
我离开故乡近三十年了，只算在北京定居的时间，到今年也整整二十年了。其间世事沧桑，乱云飞渡，于我而言，故乡是越来越远了。
但父母不习惯城市生活，一直坚持要在故乡居住、劳动，这算是我对故乡唯一的牵挂了。前些年我每年都回故乡看望父母，这几年有了孩子，回去的次数少得多了。每次回去，我都会到山上转转，期待回忆童年的甜蜜片段，但我搜寻不到这样的片段。我知道，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岁月载走了我的心，回到故乡的只是我的肉身。
可悲的是，故乡的一切仿佛都冻结在三十年前，包括父母的思想也一样。他们没有想过，儿子们逃离故乡又如何呢？山外的世界就是黄金世界吗？我也知道，这怎么能怪父母呢？但老实说，我与双亲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啊。
作为一个喜欢思辨的人，我当然会从理论上对这种疏离进行概括：这种疏离本质上是现代工商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疏离；这种疏离是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全方位疏离。疏离就是撕裂，我们身处一个撕裂的社会，就不得不忍受这撕裂带来的痛苦。但是，作为一个在前半生就经历了两三种文明洗礼的活生生的人，如何能承受这份撕裂？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诗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说得实在太轻巧了。问题在于，此心如何能安呢？比如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深感上无片瓦的不安。到买了房子，又觉得这高楼里的家如同漂浮在空中，仍是不安。二十年了，我从未觉得北京可以成为我的故乡。
这还只是浅层次的不安，更深层次的不安是，我们身处在一个非稳态社会，人人都在说未来充满高度不确定性，既不确定，如何能心安呢？再往深了说，当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这地球可曾安下人的心？地上的一切都必然朽坏，我们如何能将心安立在这必然朽坏之物上呢？
逃亡是为了挣脱枷锁、追寻自由，但真逃出来才发现，我们不过是冲进了新的牢笼。父母逃亡在故乡，我们逃亡在祖国，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汶川地震那一年，梓潼县虽不在震中地带，民居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政府号召农民推倒黄土墙盖钢筋混凝土房子。我家的房子也受到地震影响，瓦掉下来不少，墙也裂了大缝，只是勉强还能住人。父母的意思是，既然两个儿子都不在老家住，就别修新房子了。我和哥哥也有点犹豫不定，这事就这么拖了下来。
三年前，哥哥告诉我，老屋成了危房，他担心爹妈住在里面危险。我猛然间想到，爹妈都已经七十好几的人了，还住在漏风的房子里，真是我们做儿子的罪过。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开始大兴土木。父母勤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钱，虽然是我们兄弟出钱，他们也不愿意。好在我们强烈坚持，房子总算是修了。只是在修的过程中，父母为了省钱，多次与哥哥意见不合，争执得不可开交。我还不得不在电话里劝说父母一定要想开点，与其凑凑合合修，还不如修得像样些，住着也舒服啊。
“我跟哥哥一样。”我想，既然哪里都是寄居地，回去也可以啊。
“那九九、依依呢？”父母又追问他们的两个孙女是不是愿意回去。
“嗨，您二老管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了，还管下一辈啊？”我们兄弟答。
突然想到那几个永恒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
（附：请读者王斐再给我留言，告诉我您的微信号，今天才看到前次留言，已经过期，无法回复了。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