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墨子：想象神的国（修订版）
这一讲我们讲墨子。
墨子稍晚于孔子，到孟子时代，墨学的影响力极大，孟子说当时的情况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到韩非时代，韩非所见则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杨朱学派当时已经式微了。清代的汪中也说，墨子“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正因为墨子的思想影响大，墨子又明确批评儒家的不是，这就遭来孟子和荀子的激烈批评，孟子甚至骂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但平情而论，儒墨两家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尤其是孟子，其对墨子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
儒墨关系，可以从墨子的师承来入手分析。关于墨子的师承，有多种说法，考察墨子的言论，我倾向于汉代的《淮南子·要略》的说法：“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为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受孔子之术”未必是亲受。“背周道”是真的，而夏代去周太远，“用夏政”只能是一种想象。即便如此，墨子对孔子还是相当尊重的。
简而言之，孔子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规划理想国，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尤其是小生产者的角度规划理想国。这一点，与当今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关系相仿，自由派主张自由，新左派就问，你主张的是谁的自由？是有钱人的自由吧？新左派自称是为穷人说话的，所以就不满自由派。只不过，如果我们虚拟一场孔墨对话，讨论的重点不是自由，是爱。
关于儒墨关系，萧公权先生讲得最好，他说：“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二者之言行，尽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其根本精神每可相通。”萧先生注意到了儒墨相似的一面，这一面，其实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韩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儒、墨关系，就是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大同小异的关系。因此，讲墨子，需要与儒家对比来讲。
墨子的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关键词：一是“兼爱”“非攻”；二是尚俭刻苦；三是“尚同”“尚贤”；四是“天志”“明鬼”。这几个关键词，又可以用“功利主义”一词统领。因为，墨子一切运思的目的，都在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什么是“兼爱”，什么是“非攻”？前面我一再讲到，孔孟主张的爱是仁爱。所谓仁爱，就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等差之爱。墨子主张“兼爱”，也就是无差别之爱。这两种爱的不同，可以从下面两句话的对比中看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主张的是推己及人。墨子说：“视人之父若其父。”他着意的是视人如己。墨子还说，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因为他认为，天下的争乱起源于人们丧失了互爱之心。“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既然如此，怎么消除乱源？“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
无差别的爱何以可能？墨子说，因为它符合天道，所谓“天兼天下而爱之”。为什么墨子认为“天兼天下而爱之”？他的理由是：“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然“天”分享了天下各国的祭品，就应该“兼爱”天下。这里的“天”，就是人格神。墨子还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路：与天神交易，而不是无条件的信奉天神。至今，中国人求神拜佛，大都还是为了现实利益，如升官、发财、高中之类。中国甚至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俗谚。显然，墨子的“兼爱”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他说：“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则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这显然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态度。从纯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甚至认为，“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与墨子的“兼爱”相比，孔孟的仁爱虽然范围稍窄，但其基础却更为可靠，因为仁爱是基于人的自然感情和天性。孔子言仁，以仁心为起点；孟子言仁，以恻隐之心为端。墨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兼爱”，导致的问题是：不同的人帮助别人，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吗？如果我帮助人得到的好处不及我帮人付出的辛苦，我为什么还要帮人呢？
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都是爱，所以墨子虽然攻儒，但从没有攻击儒家的仁爱思想。既然大家都主张爱，当然就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死人。事实上，鉴于春秋后期诸侯征伐日渐频繁，诸子百家大都反对战争，主张“非攻”。不过，很多思想家虽然反对战争，但却没什么办法阻止战争，比如孔孟，只是高唱仁义，无济于事。墨子主张“非攻”，是因为侵略战争一方面不义，另一方面也无利。他总是对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诸侯说：你发动侵略战争，对谁都没利，你即便胜了，考虑到战争成本因素，也得不偿失；况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能侵略别人，别人也会伺机侵略你；这样下来，冤冤相报何时了？“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这套说辞，比较切实，所以也有准备发动战争的诸侯因此偃旗息鼓的，墨子就曾成功说服诸侯止战。但是，不是所有战争对发动战争的一方都是无利的，或者说战争不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从功利主义出发，并不能完全阻止战争。好在墨子不仅主张“非攻”，还能从技术上教人自卫，教人外交睦邻的方法。
墨子思想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尚俭刻苦，其中包括“节用”、“非葬”、“非乐”等诸端。墨子的尚俭思想完全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也是针对儒家的。
墨子主张“节用”，其标准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也就是说，只要够用就行了，不要浪费。问题在于，墨子给“够用”定的标准太低。比如，饮食上只要能“充虚继气，耳目聪明则止”，“不及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穿衣方面，只要冬暖夏凉就行；宫室建筑方面，只要可以御霜雪雨露、干净、留下祭祀的地方、足以防男女之别就行了，如此等等。可以说，墨子把俭朴强调到了极致的地步，他要人人都做苦行僧。
儒家非常强调礼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势必要“非礼”、“非乐”，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维持基本的生活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害。他认为厚葬是把钱财埋了，守丧太久人就没法劳作，所谓“辍民之事，糜民之财”，长此以往，“国家必贫，人民必寡，邢政必乱”。“非乐”之旨，与此略同。墨子认为乐工不事生产，听乐者也会怠工，所以“乐”也是有百害无一利。
总之，按墨子的理想，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所以他念兹在兹的全是如何吃饱穿暖的问题。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除了维持人基本生存的衣食，精神方面的需求，比如娱乐、享受，他认为都没必要。他说：“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墨子从功利着眼构建其思想体系，但每个人对自己的利害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怎么办？墨子的办法是，政治上要“尚同”“尚贤”，整齐划一，宗教上要“天志”“明鬼”，相信天能主持公道。
“尚同”的逻辑是：在初民社会，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顾各，如同禽兽。要脱离禽兽状态，“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再选贤者立为三公、诸侯、正长等辅助天子管理天下。然后，天子布告全天下，“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官员由上而下立，“尚同”由下而上推行。这样，就能实现天下一道同风。墨子说：“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然后可矣。”“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谁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需要指出的是，墨子这里所说的天子，不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帝，而是封建制下的共主，而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是因为他能遵从公意、公利（大意）。墨子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与霍布斯类似，二者都认为自然状态很恐怖，所以要结束自然状态，建构“利维坦”。我认为，因为墨子强调公意、公利，但事实上人民又不能利用公义，只能将其交给执政者，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卢梭的思想导师或许也不算附会。
根据上述逻辑，“尚同”的社会，以各级官员都以“仁人”、“贤者”为前提，所以墨子“尚贤”。墨子说：“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些观点，与儒家，尤其与后来的荀子几乎相同。那么，儒、墨的“尚贤”思想有无不同？也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孟子还保留世禄，“不得罪于巨室”，墨子反对官禄世及，反对举亲，“不党父兄，不偏富贵”，“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兄弟之阿”。二，儒家之贤，主要强调道德，墨子之贤，着重于能力和功利，墨子甚至认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叔粟多而民足乎食。”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墨虽然都“尚贤”，但所尚之贤却并不相同。
“尚同”理想到最高阶段是一个什么状态？那就是“大同”。《礼运》中的“大同篇”被很多人认为是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墨家思想。《礼运·大同》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在前面讲过，先秦诸子主要是人文主义者，但很难说墨子是人文主义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独标天志明鬼说。孔子既悬置鬼神又注重祭祀，墨子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这个驳论，很有道理。
事实上，墨子是先秦诸子中最能认识到主宰之天的价值的思想家。墨子说：“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又说：“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天子总天下之义尚同于天。”“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通过这两句话打通了天人关系。然而，如果人间的“尚同”社会是可欲的，墨子为什么还要尊天？在我看来，客观上是因为墨子对人没信心：首先是对天子、贤人能否“兼爱”“尚同”没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墨子说“仁者寡”，君师父母不足法，则只能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天最公正，赏罚分明。“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甚至说，他知道天子要向天祈福，没听说过天向天子祈福的。其次是对百姓没信心。“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不仅天贵、天知，鬼神也比人公正、智慧。墨子说，“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他之所以明鬼，也是因为鬼神能协助天赏贤罚暴。
墨子为什么不信任人？因为他认为人性恶。荀子此后主张人性恶，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墨子的影响。墨子认为，上古时代“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人如何才能趋善？首先要吃饱穿暖，所谓“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总之，墨子构想的人间秩序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神权结构，天神高于一切，君权神授，君主再通过三公、诸侯、正长来齐民。
上面我曾引用墨子的“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的话来讲人间政治秩序的建立路径，很多人以为这里的“选”是“民选”，这完全是臆想。纵览《墨子》一书，贯通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墨子所谓的“选”天子、三公、诸侯、正长不可能是“民选”，只能是“天选”。《墨子·尚贤中》也明确讲：“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
易中天先生曾总结中国人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在我看来，墨家的梦还有一个，那就是“青天梦”。墨家最寄予期望的，首先是公正的青天，然后是明君，然后是清官，最后是侠客。墨家本来同时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社团组织，历代秘密会社都信奉墨子的基本教条，因此墨家本来就是侠客。如果说走投无路的普通中国人还只能靠侠客行侠仗义，墨家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在于他们愿意自己成为侠客。因此，虽然墨家思想在墨子死后不再发展，甚至销声匿迹，但它实际上潜入了底层社会，每当社会走到剧烈动荡时期，墨家替天行道、行“兼爱”、讲义气、重然诺、称兄弟、共患难的主张就会与道教一起，成为反抗者、起义者的思想旗帜。一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卿希泰先生认为，墨家学说本身就是道教思想的渊源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墨子及墨家思想？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单纯的功利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墨子出身匠作，他没有完成身份和思想上的超越突破，他的思想总是基于人要吃饭穿衣这个前提，他没有试图超越这个前提。他把“兼爱”作为外在的法则，作为判断人和事的法度，也只强调“兼爱”的社会效果，所以“兼爱”并非最高价值，他也无力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既然一切从功利出发，这套理论就无法让人不计利益得失而始终奉行坚守，所以墨家必然走向衰亡。
让我们来看看墨子单纯的功利主义带来的逻辑矛盾：
墨子主张“兼爱”，但“兼爱”的原因不是发自人的内在情感需求，而是“交利”，因为每个人对利的理解不同，这就注定了“兼爱”不可能大规模推行。墨子主张的“兼爱”表面上与基督教主张的博爱很相似，但二者却有实质性的不同：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于上帝的绝对命令，而且这绝对命令能引起基督徒的内心认可和共鸣，基督徒遵上帝的绝对命令行动，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墨子的“兼爱”主要是功利的需要，他虽然也高扬天神的权威，但实际上也是从功利的角度利用天神，他也缺乏对死后的彼岸世界的构想，这样的天神如何能赢得人们的绝对认可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墨家不是宗教，墨子更不是教主。更加矛盾的是，墨子既主张“天志”“明鬼”，又强调“非命”，而其之所以强调“非命”，还是从功利出发：“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下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
让我们进一步来对比墨子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同异。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一切价值的根源，祂既是公义的，又是博爱的；墨子的“天”也具有这些特征，这是二者之同。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上面讲到的墨子的“天”是被人计较、计算甚至利用、交易的对象，而基督教的上帝则只是人信靠的对象。二是关于中保角色的问题。在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决定了祂是人与上帝沟通的最合适的中介、中保，因为祂的神性决定了祂的无私，祂的人性决定了祂能理解人类。墨子靠“天子”与“天”沟通，也就是说，“天子”是天人沟通的中介、中保，但这个“天子”本身介入了人间利益，统治国家就是最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天子”不可能无私无伪。而作为神人沟通的中保如果做不到无私无伪，那么就不仅起不到中保作用，反而会造成虚伪的乌托邦。不幸的是，墨子所造的，就是虚伪的乌托邦。再进而言之，合格的中保必须具备神人二性，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恰恰一直缺乏这种性质的中保。
墨子尚俭刻苦，之所以如此，也是从功利出发考量的结果，因为人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今人与此（禽兽）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君子不强听政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人固然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按墨子的构想，人就是一架工作的机器，而工作的目的也仅仅是满足衣食需求而已。这样的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主张，不是反人性吗？墨子没有看到，娱乐也是人的本能需求；更没有看到，儒家主张的礼乐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再进一步，墨子既然对尚俭的主张到了自苦的地步，为什么又主张用高官厚禄任用贤人呢？贤人拿这些厚禄有什么用？
因其如此，所以庄子批评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也。恐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正也远矣。”荀子虽然继承、化用了墨子很多想法，但对墨子的批评也非常到位。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更重要的是，荀子提出了动态的财富发展观来批评墨子。荀子说：“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的总量是不断增加的，人们要吃饱穿暖根本不是个问题。墨子看不到这一点，必然导致“尚俭而称贫，非斗而日争”的结果。
墨子的“尚同”思想本来潜藏了民治的因子，但因为他不相信人，民治就不可能实现。又因为墨子的尚俭思想过于极端，“兼爱”与尚俭的结合，所导致的尚同社会一定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是共同贫穷的社会。
墨子以吃饱穿暖为目标的功利主义从何而来？李泽厚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反应的是中国小生产者的理想，墨子思想中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小生产者最在乎的就是利益，最基本的就是吃饱穿暖，而在先秦，这一需要并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小生产者要组织、发展生产，就需要兼爱、互助。小生产者当然厌恶战争。小生产者本身力量不够，就需要明君、贤臣来主持公道。但现实的遭际让他们发现，明君、贤臣可遇不可求，那么他们自然就寄望于天神。小生产者总是把自己的意愿折射到天上，靠公平正直的天来主宰一切，人好匍匐在天面前。但因为他们视野狭隘，所以他们无法设想一个基督教式的上帝。因为要获得较好的收成就必须靠自己努力劳作，所以他们又不能相信命运。因为中国长期是小农（小生产者之一类）社会，因此，墨家思想一直潜藏在小农身上。当然，这只是从思想的逻辑说，并不是说小农们读过墨子的书，从书本上认可墨子的思想。
当代中国还有不少小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接触过的农民的言行与墨子的上述主张进行比对，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关联。
最后我必须声明的是，我不是看不起农民，农民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是值得尊敬的，任何职业本身都是平等的，问题不在职业，而在分离的、原子式的、附着在土地上缺乏流动性的生存方式与思想和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化的标准很多，农业的工业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当小农成为农业工人，小农才有成为真正的公民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