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9月 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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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民主

日本早稻田哲学教授金子马冶认为:“西洋文明是势能文明。”简单地说,欧洲文明就是征服自然之文明,其渊源和古希腊地理有关,土地贫瘠多山靠海。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也有这样的看法:“欧洲地理的形式适宜于人控制自然,这是欧洲发展的主因。”杜威的观点更直接:“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
梁漱溟认为,两者的比较实际上处处是科学与手艺的对峙,前者重在今胜于古,科学需要的是创新;而后者看重的是今不如古,手艺需要的是积累,结果中国式的学问大多数只能称为术而非学,或者说学术不分,像中医从来不关心“病灶”在哪里?因此,也就不会诞生病理学,借用中国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不学无术”。
同一个病,中国人称之为中风,西方人称之为脑出血,为何如此?方法不同导致的结果,西方人通过实验,中国人通过“猜测”,也就是所谓的老中医积累的“直觉”,但不经过检验而得到的“肯定”,这就是真正的“非科学”。
所谓非科学实则无知识,虽然我们的阴阳五行理论看似像西方的“病理学”,但它却不具备任何科学的特点,所以它应该被称为“非论理学”,或者说中国的“玄学”,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清楚什么?而是为了将事情弄得越来越糊涂才罢休。因此所谓的西方化,就是首先有没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的精神”。
除了赛先生外,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德先生,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人认为所谓的西方化,不过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两种文化的结合体而已”。
关于“德先生,”我们虽听了也有百年,但总是理不出个头绪,民主究竟要表达什么?德先生初来中国,国人无不面带惊愕,怎么能允许一个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做主的人呢?更何况一个国家呢?而且怎么能允许人们没有尊卑上下之分呢?这就是中国人面对民主起初最真实的反应。如果没有尊卑,一旦平等追求民主,谁也不服谁管?天下不就彻底大乱了吗?
简单地说,中国人“拿主意的”与“听话的”分的很清楚,西方则是“拿主意的”必须也是“听话的”,同时“听话的”也必须“拿主意”。前者依靠尊卑才能带来秩序,后者只有平等才能带来秩序,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目前依然无法逾越,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但西方不一样,大家的事一同来做主,个人的事情则不要被妨碍,这样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共和”与“平等”,唯有在此基础上谈民主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假大空。
而中国人所谓“拿主意的”只限于皇帝一人,其他人根本不是“人”,或者说没有“自己”,一切都要听皇帝的话,所以不知道什么自由,更谈不上争取自由,这都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
除非皇帝没了,人们才能开始拥有“自己”的生活,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社会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正如阿Q所言“时代变了,儿子竟然打老子”。
“老子”一旦挨“儿子”打后,维系中国伦理关系的“孝”就会被迫宣告破产,但前提是需要有新的社会关系来取代,不然民主就真得变成儿子打老子了。如果要找根源,就只好埋怨德先生来中国的时候,只带着半个脑袋过来,也不知道是我们故意削掉人家的头颅,还是其它理由,反正他很不健全。
西方文化的渊源,除了希腊还有希伯来,其实赛先生来的时候也未幸免于祸,只不过他是拄着拐杖过来,因此我们依瓢画葫芦,仅仅复制了人家的科技成果,却没有领悟到人家的科学精神,而没有科学精神的科技,试问能走多远,而且还连自己的手艺也丢了。
再说一下民主,如果失去希伯来文明的支持,它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至少它没有根。《独立宣言》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所谓的民主不就是实现人人平等吗?为什么要实现平等?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而是上帝赋予的权利,这样的民主才有根基。
当然民主本身并不完美,尤其是让一些不懂民主的人去搞民主,最后只能越搞越不民主。甚至标榜民主的西方也偏离了民主,因为一旦将希伯来文明踢出民主的舞台,实际上就是一脚将民主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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