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道德

2020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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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不同于其西方和其它文化，今天“文化”一词是从西方的“文化”翻译过来，而西方的文化观念形成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西方先有“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语，英国大概开始使用，主要指城市生活，和工业革命有关。

后来，德国开始慢慢发展，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但物质文明还不如英国。于是，他们就使用另外一个词语，即文化(culture)，这个词语原指田野农业，在此指城市商业。这说明德国人认为文化是从自己的国土中生长出来，而非从外面流播进来的。

相比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语，则代表英国人自认为自己属于当时最现代的生活，而且他们也特别急于将此文明传播出去引以为傲。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常使用“文明”一词，后来清朝灭亡了，“文明”渐渐被“文化”所取代，像“新文化运动”。

《易经》中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文化观。简单地说，“文”就是花样，并不是清一色，而人文就是指各式各样不同的人，而天下就是不同之人可以相安相处。

“文明”此二字出自《小戴纪》，即“情深而文明”。中国古人不仅有人文，还有天文和地文，日月星辰四时运转是天文；高山深谷水流树木是地文；男女老幼智愚强弱是人文。

“文”属于花样色彩，如果花样色彩很鲜明光亮，这就是“明”了。夫妻“情不深”，马马虎虎就不属于文明，当然没有夫妻之别，仅有生育后代，连文化都不算，但夫妻情深，夫更像夫，妻更像妻，二者都非常清晰明了，那就是“情深而文明”。

中国古人认为天生有男有女，属于自然，但由男女化为夫妻，这便是人文，便是文化了。中国人常使用“道”来表达文化的观念。道属于人生之共相，政治军事法律都要有道，文化也不例外，男女相交有也要有道，夫有夫道，妇有妇道，父母之道，儿女之道等等，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道”为“路”属于形而下，但人为何要走这样的“路”，必有一所以然，那所以然就是形而上。中国人最能讲“道理”，但实际上对人只能讲“道”，“理”是对物而言。中国人多讲人道，而少谈物理，因此我们的文化重人文，这一点和西方有所不同。

中国人虽不长谈物理，但却有术，即如何驾驭物为人所用，有时候常将术与道合用，即“道术”。但二者明显不同，战术是要使战争胜利，而道研究的是为什么要有战争。而如果将“术”用在驾驭人之上的权术，那就属于违背“道”，因此教育不能成为“术”，必须以“道”为准则，即所谓的“士志于道”。

《中庸》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中国人特别看重“性”，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论语》里面讲“性”不多，但多谈“命”，因为“性”由“天命”而来，知“命”就是知“性”。

天命属于生为人而有之，孟子举一葬礼来说明，人看到父母尸体抛之荒野于不顾于心不忍，后人称之为孝心，由孝心便有孝道，将尸体掩埋称之为葬礼，这属于“术”。

故《中庸》使用“诚则明”，诚由心来，心即天命，人之为人之因。“明”属于知道如此行，但没有心，人就无法“明”，而要想“明”，则必须向心“诚”，即不违背人之为人的天命。如果将这种人性发挥到圆满无缺才是道，即所谓的“尽性”，而如果有人站起来提倡这番理论，这人便是圣人。

中国人还经常讲“性情”，可见理智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人更看重“情”。当按照性情做事称之为“道”，比如孝敬父母乃是尽孝道，而这样的行为也直接影响尽孝之人，他被称为“德”。因此，一切发源于性情的行为，又归到自己的德心上，这就是所谓的“德性”，或者称之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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