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的文风不少，兹举几类：
一，引用过多。有些人写文章，仿佛不是给读者看的，通篇不加解释的术语，且随处引文，弯弯绕。有些所谓学术文章，引文高达五分之三，既然如此，写它做甚？这种文章给外行颇高深的感觉，其实不过是以艰涩饰浅陋，强不知以为知，说得严重点，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周作人后期文章，此病甚重，评论家居然认为其文有枯涩美，枯涩就是枯涩，与美何干？当代某才子，文章如网兜，不经意间总喜欢露出他那渊博的知识储备，他也以此自得、自炫，有论者讥讽他：君之大作去掉外国人名和名言警句，大概只剩“的、地、得”了。此乃妙评。另有一妙评说此类人：移动的书柜。
二，排比过多。惯用排比是纵容感性的表现，排比能增加文章气势，但说理文章，应以见识取胜，而非气势，以气势为凭借的文章，往往见识短浅。其实见识短浅、理性残缺，又岂是气势可以掩饰的。
三，比喻过多。钱钟书的《围城》，遍地比喻，初看惊其神妙，细思嫌其卖弄。宇宙间事物，没有完全相同的，有很多也是不可类比的，强行比喻，貌似深会连类之理，实则不能深通个案之理。文学作品，巧用比喻，可生飞扬之致，说理文章，滥用比喻，是大病灶。非不能用比喻，应节制而已。
四，粗口太多。有些网络文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不以屡爆粗口为耻，且自感神勇，也能赢得网民赞赏。据说，这类文章是战斗的利器。但这类文章，往往不能深入说理，所以苍白。我以为，这类文章作者的斗士感不过是一种虚幻。长城绝不是孟姜女的眼泪可以哭倒的，也不是粗口可以骂倒的。诚然，语言是一个活的系统，不宜自树藩篱，但语言既为人所创造，同时反过来又会塑造人。写这类不避粗口的文章的人，目的或是用流氓手段对付流氓，但一国语言文字若因此粗鄙化，浸淫在这种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们怎可能优雅？对抗粗鄙的最好方式只能是优雅。
五，神谕体。有一类说理文章，是典型的神谕体，作者自居上帝之位，至少也把自己当成教主。这类文章表现出来的是不容分说的自负和俯视众生的傲慢，作者以反抗之名，行专制之实，他反抗专制，实际上又与他所反抗的对象共享相同的逻辑：你们这帮傻子，只配听我布道！
抛开文学作品不谈，我理想中的说理文章，一要有见识，二要准确，三要晓畅，四要有力度，五要简练，若能再有点文采，那就是意外之喜了。中国文章，我还是觉得先秦和魏晋的最好，比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锋直进，那是何等的痛快！
文风映射世风，却也形塑世风。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必要改造当下的文风。
或问，最该改造的是“官八股”。对此，我没兴趣讨论。以上所说，针对的自然只是民间的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