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书暂定名《一句顶一句》，年内出版，欢迎关注！）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思想传统的“转化性创造”。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思想界应该深入思考的首要问题，但也是研究成果最少的问题。说实话，我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怎么办？与其期待别人提供现成答案，不如自己开动脑筋，正所谓“依自不依他”。
这一问题为什么重要？简言之，墨守传统和全盘西化都不能应对巨变的社会现实，更不能为这个社会的未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前进方案。对于前者，列强的枪炮早就从事实层面给出了回答。对于后者，从鸦片战争至今的历史也给出了回答：对一个历史悠久，思想传统独立、强大、自成逻辑的共同体来说，要实现文明的更生，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借助外来思想资源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开新。真空中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急于求成的结果只能是：我们越想维新，得到的却越是复旧。我们虽然打倒了形式上的皇帝，但何曾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皇权意识？
西方近代启蒙思潮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德国式的唯理主义、法国式的浪漫主义和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使很多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狂暴的社会运动，但在社会运动结束以后，血淋淋的大地上飘荡着的是凄厉的呻吟。但在经验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发展是点滴的演进，其变似缓，其进步也实大。
中国近代引进的启蒙思潮恰恰是激情四射的唯理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化合物，而不是老实巴交的经验主义。于是，170余年来，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虽然盗来了火种，但何曾真正照亮漆黑的夜空？
基于此，我决定写下我的思考。
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对摇头摆尾的、洋洋洒洒的高头讲章失去阅读与写作兴趣，也更加坚信再有创见的文章、书籍值得读者记住的大概也不会超过十句话。我既不能不写，那就只好选择一种最简洁有力的文体。语录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体，它的好处是单刀直入，有如棒喝，作者昌言无忌，要在读者会心。坏处是散点透视，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我想，任何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间本就隔着一层，就此而言，语录与正言谠论都不能精确表达作者的思考。不过，倘若作者真有中心思想，即便写的是东拉西扯的语录，读者也未必不能体会。虽然如此，我在整理这些语录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做到了分门别类。这样做，依俗说，也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随便翻到一页就能在短时间内进入一个主题的论述。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世论部分是针对现实直接发论，典型的语录体。史论部分是依时间为序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粗略地鸟瞰、评析。因担心读者以为我凭空持论，故不得不有所引用。同时我也认为，一些引文本身就能引发读者思考，因为它似乎并未过时。引用古文就得照顾到全篇的语感，所以我的整部语录遂采半文半白句法。这或将会对部分读者造成一点阅读压力。但我所引古文，大多浅近易懂，更不用说我的议论与评析了，读者只要稍有耐心，其实不难读懂。至于附论部分对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批判，则是我对当今国学热的一个直接地、必要地回应。因与全书所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故以附论出之。
本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故除附论外，一般不注明引文来源。略可一提的是，史论部分引文大多转引自萧公权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我与萧先生对历代思想家及思潮的评判有一致处，有小有出入处，也有完全相反处，此中细节，读者对比阅读两书不难了解。
方今之世，写作这种书是费力不讨好的。我所寄望者：一在让自己心安；二在找到几个素心人琢磨切磋。人文社科学问，大抵起于作者感时忧世，中于转俗成真，终于回真向俗。我才识浅陋，怕是既未能做到转俗成真，更未能抵达回真向俗境界，奈何奈何。唯可告慰者，在我一秉“修辞立其诚”之旨，尽量做到了不欺世而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求道岂有竞日？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人如海一身藏。”走笔至此，忽见东方之既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