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旭彤 | “返本开新”的思想典范 ——在汉语处境中再思巴特神学

本期“返本开新：巴特与中国”专刊是为纪念瑞士基督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年）《罗马书释义》第一版（Der Römerbrief，1919年初）① 出版和其后的塔姆巴赫演讲《社会中的基督徒》（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1919年9月）② 发表一百周年。《罗马书释义》第一版是巴特的第一部大部头作品。其时，巴特还是一位没有博士头衔、在乡村服务十年的无名牧师，但二年后（1921年）被聘为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改革宗神学教授。让巴特的这部作品获得普遍关注和青睐的机缘是1919年9月在德国图林根塔姆巴赫小镇举行的宗教社会主义大会。当时，巴特作为瑞士宗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候补代表，发表命题报告《社会中的基督徒》。这篇报告语惊四座，巴特由此成为撼动德语教会和神学、乃至世界教会和神学的一股重要力量。

对汉语语境而言，由于赵紫宸③ 、刘小枫④ 、曾庆豹⑤ 和张旭⑥ 等多位学者的推介，巴特的名字并不陌生。但是，相比于巴特前后的几位神学家，比如，蒂利希（Paul Tillich）、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和潘能博格（Wolfhart Pannenberg）等，汉语学界对巴特神学思想的引介和研究可能还处于有待进一步拓展推进和深入细化的阶段。特别是对巴特神学思想作品的汉语翻译，还停留在主要依赖英文译本或非专业人士翻译的程度，这与巴特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匹配。即便与日本和韩国等学界对巴特神学思想的接受和吸纳程度相比，差距也很明显，比如在基督徒人数少、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巴特的主要作品大都已经从德文翻译成日文，还翻译出版了十余卷的《巴特布道文集》，涵纳巴特500多篇布道文。

众所周知，巴特来自瑞士德语地区的改革宗传统，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德语地区的基督教界，还影响了荷兰、苏格兰、南非、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等世界基督教界。有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教父”，认为他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革命性地开启和塑造了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史，并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道路和信仰实践。甚至还有人认为，巴特是自托马斯·阿奎那以来最为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教宗Pius XII语）。而在神学界之外，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作为巴特的同时代人，可能在其思想早期阶段受过巴特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至少可以说，海德格尔和巴特在思想上具有相当的平行性。海德格尔曾自称基督教神学家，对巴特的《罗马书释义》激赏有加，⑦ 并且认为，巴特的黑格尔诠释是他所读过的、最好的神学诠释。⑧

但是，巴特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神学和信仰的革命者，也非一位现代基督教教会的教父，更非一名处在教会和世界边缘或者之上的哲学家。在巴特看来，他只是一名在具体处境中信仰和顺服耶稣基督的见证者。巴特将自己的整个一生称为“神学的生存”。在这神学生存的一生中，他相信自己被呼召成为教会的宣讲者和教导者，在教会内外，在具体的处境中，见证由《圣经》所见证的、教会应当宣讲的、神学应当指向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这样的启示被巴特当作神学的实事，他自觉地继承施洗约翰的精神（约3:30：“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其一生的神学思想道路上试图不断聚焦和指向这一神学的实事。

换言之，巴特是一位“返本开新”的神学思想典范。巴特一方面“返本”， 即彻底继承和推进宗教改革的精神，解构一切试图“顶天立地”、横立于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包括先知、使徒、圣传、教会、圣经、良心、个人信仰经验等），“形式性地指向”上帝及其实事（这类似于海德格尔在哲学方面所展开的形而上学批判和重建工作），力图重新回到圣经信仰和基督启示的根本之处。另一方面巴特不忘“开新”，即作为相较而言最具有将来可能的现当代神学家和思想家，在不断“返本”的同时，不仅开启和塑造了二十世纪的神学思想史（比如，对朋霍费尔、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孔汉思[Hans Kueng]、托伦斯[Thomas F. Torrance]等现代神学大家的深刻影响），开启和促发新的神学思想与可能。巴特的神学思想既不拘泥于对过去的返回（比如，蒂利希，也许还有潘能博格），也不沉溺于对现在的执着（比如，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而是朝向将来，期待上帝国的自我推进与到来（比如，莫尔特曼、詹森[Robert Jenson]）。

巴特这样“返本开新”的思想努力对今天的汉语思想来说不失为重要的榜样和典范。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思想者要认清自己的具体处境，找回和指向自己的思想实事，尽量不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否则，思想容易陷入“巴比伦之囚”的境地。就基督教思想自身而言，巴特神学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现代性、历史主义、甚或虚无主义的否定性批判，也不仅仅在于对技术、市场和资本的否定性批判，而更在于对神学实事自身的聚焦和指向、以及由此而来的肯定性构建。更为关键的是，以巴特神学为借鉴甚或管道，基督教神学思想或可进入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根底处，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特别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困局中，开创出“返本开新”的思想新可能和新局面。

若想开创和迎接这可能到来的新局面，汉语基督教思想必须面对和回应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或许可以借鉴巴特神学去回应这一处境性的根本问题，即始终不断地回到神学的实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的话（神言）。这是基督教思想的根本与关键，无论是哪一方哪一民的基督教都要回到这一根本和关键（“返本”）。与此同时，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话是说给万方万民听的，而万方万民对所听话语的回应则自有其地方性和处境性。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光照中，各地各方的回应或曰人言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的话，并且呈现出其丰富复杂的地方性和处境性（“开新”）。就此而言，按照巴特神学，对中国与基督教关系问题的简要回答则是：中国基督教首先要成为不断返回和指向耶稣基督及其启示的基督教，即，“在中国的基督教”。只有摆正了这一关系，“在中国的基督教”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中国的基督教”。特别考虑到自近代以来基督教传播史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史的纠葛，中国基督教思想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批判和实践，不断地“返本”，努力回到和指向耶稣基督这一神学的实事。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需要摆脱一切其他因素对耶稣基督这一根本和关键的僭越，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光照下，不断地“开新”。只有这样，中国基督教才能不仅是“在中国的基督教”，而且是“中国的基督教”。这样返本与开新、“在中国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基督教”的互动，或许是中国基督教和汉语基督教思想的必由之路。

本期主推的六篇论文和一篇书介，正是试图在汉语语境中从不同方面进一步展示巴特神学“返本开新”的种种思想努力、以及可能具有的思想爆发力和感召力，从而试图引发汉语学界对巴特思想的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让巴特思想所代表的基督教思想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而且成为“中国的”，成为中国思想和汉语基督教思想发展与融合的促进者。

赖品超教授原本专攻蒂利希，擅长宗教比较和对话研究。其论文《即非是、也非否：从大乘佛教诠释巴特对普救的论述》表现出他对巴特神学（特别是关于普救论的立场）的精准把握和贴切理解。赖品超教授不仅阐述了巴特神学的大乘性格，而且论述了巴特神学与大乘佛教的区别，并且由此对巴特神学的不够正情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等展开合理批判。关于包括巴特神学在内的基督教神学与大乘佛教思想、以及其他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对比研究和互相生发，当是汉语学界推进和深入巴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一方向的开创和推进上，赖品超教授功莫大焉。

李晋、马丽贤伉俪《上帝之道的合理性和确保：归正宗认识论对巴特圣经解释学的补充》一文从巴特的启示论和圣经论出发，试图从归正宗的认识论为巴特的圣经观、圣经解释学、及其对圣经历史批判法的批判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辩护和确保。此文是试图沟通来自欧陆思辨传统的巴特神学与来自英美分析传统的归正宗认识论的一次有益尝试，或可丰富对巴特神学思想生命力和创新力的理解。

基督论是理解和解释巴特神学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张少博《基督中的合一：再思巴特基督论》一文以《教会教义学》第一卷和第四卷为文本基础，分别考察巴特基督论关于“身位合一”和“属性相同”的相关论述，试图呈现其中与东正教神学（特别是其成神论）的相通之处，特别是对基督之人性的重视。这样沟通东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努力或许是促进汉语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思想进一步生发的一个借鉴。

对巴特来说，对基督的认信是其神学的根本，而且是绝对排他的。巴特对宗教社会主义运动的认同和参与并非原则上的神学决定，而只是实践上的政治决定。与此种理解略有不同，李志雄《巴特早期神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初探》一文承继巴特研究界柏林学派马库尔德（Friedrich Wilhelm Marquardt）等人的观点，强调巴特神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紧密关联，以对巴特神学思想的三阶段划分基础，集中探究巴特神学早期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并提出“实践中的福音社会主义”这一说法来总结巴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社会主义则是追求福音的有效途径，实践是实现福音社会主义的切实行动”。

一般认为，1936年，任教于齐鲁神学院的美国人彭彼得在汉语学界中最早用汉语著述介绍过巴特神学。1939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神学家赵紫宸撰写过专门介绍巴特的单行本长篇文章《巴德的宗教思想》。⑨  杨俊杰教授的文章《在赵紫宸之前：也谈巴特神学在中国的最早接受》通过细致入微的史料考证，对上述说法予以局部修订。杨俊杰教授强调，彭彼得早在1933年就已撰写过介绍巴特的专文《对于巴特运动之认识》，并且进一步指出，陈增辉在1936年发表的巴特讲章《悔改》译文是“最早发表的巴特作品中文翻译”。后者应当是杨俊杰教授独有的新发现，堪称巴特汉语接受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巴特神学在汉语语境中的接受和吸纳，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激赏，认为巴特神学是神学思想史上非常值得参考和学习的典范和榜样。有的猛批，认为巴特神学是偏离正统的现代派或自由派、甚至是异端邪说，其中有很多需要旗帜鲜明地加以纠偏纠正的地方。后一类观点深受美国福音派对巴特神学的解读和批判影响，在不少地区的影响不可小觑。为此，我们特别邀请颇有影响的美国福音派学者戴德理（G. Wright Doyle）博士，撰写概览性文章《卡尔·巴特：福音派的评价》，介绍和梳理美国福音派神学家对巴特神学的接受和批评，以此为汉语语境中进一步的巴特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背景知识和参考资料。该文的概览性报道和评估反映了一个现象：或许是因为哲学传统和语言使用的差异，或者是宗派立场和阅读角度的不同，美国福音派神学家对巴特的解读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同情的理解和解释。对这样的观点，或许应当结合巴特本人的作品和更多的专门研究文献加以认真考察和审慎判断。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巴特研究不仅仅集中在对巴特成熟时期主要代表作品的研究，而且将研究对象进一步进深和拓展至巴特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巴特神学思想得以生发的早期阶段的作品。在此期最后一部分，本学刊特别邀请洪亮教授专门介绍他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提交的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年）》。此篇广受赞誉的获奖论文以发展史重构法为基本方法，结合具体文本，展现相关研究主题在巴特神学思想发展早期的生成、变化与发展。尽管之前已有数篇博士论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关注焦点，做过类似考察。但洪亮教授的博士论文仍有多项突出贡献，堪称近年来早期巴特研究的力作。

巴特研究在今天汉语神学届依然很重要，这点体现在港澳台等地区不定期举办的各种纪念会议和出版的纪念文集上。1999年4月5-6日香港神学人团契和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曾举行过一个八十年专门纪念会议：“香港神学研讨会：巴特神学的再思”。会议论文后经增补，结集成书。⑩ 2006年，在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举办“基督与世界：潘霍华与汉语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欧力仁和邓绍光两位学者倡议，在2008年出版“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文集”。⑪这两部纪念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来自港台的巴特学者，分别仅有少数大陆学者参与。本期专刊“返本开新：巴特与中国”中的专栏文章作者大多来自大陆，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和汉语语境中的巴特研究和接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开疆辟土的重要历史意义。据悉，与此次纪念双百周年活动相呼应，2019年5月10-12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将主办第一届“巴特论坛”，力邀汉语巴特学者在今天汉语处境中重新思考巴特的神学思想。本刊编辑部将参与此次论坛的协办工作。在论坛举行约前后两周内，德语学界巴特研究翘楚、波鸿大学讲席教授托马斯（Günter Thomas）将分别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处举行相关系列讲座。此外，本期特约主编瞿旭彤副教授还受邀主持2019年英文《博睿汉语神学年鉴》（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的巴特专刊：“巴特神学与汉语处境”。

最后的，但极为重要的，此辑出版，恰逢本刊创办二十周年。自1999年初创时起，本刊以求真为思想旨归，试图从中国人特有的生存经验出发，循基督教文化研究为途径，切入和展开中西思想的深层对话。值此之际，本刊同仁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成长，在求真路途上为中国思想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研究的进步继续求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