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因为巫蛊之祸冤死者不下万人，直到风波临近尾声，有人认为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这被认为是颠覆政权的有力证据，结果狱中囚犯不论轻重全部处死。这和《圣经》记载大希律屠杀婴儿的动机几乎一摸一样，不幸的是希律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汉武帝的名声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污点失去多少光芒。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还霸占了弟媳，程颐就希望在史书上将唐太宗定性为篡国之君，并把魏征定性为当诛之臣。其实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就有人将唐太宗塑造成一个不太光明磊落的形象。《唐太宗入冥记》说唐太宗到了冥界，判官崔子玉收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在阴间的冤情，不得已唐太宗贿赂判官后改判为“大圣灭族”，简单地说就是“大义灭亲”。
唐太宗的行为肯定不是大义灭亲，君子不能只看后果，而还要看是否遵守原则，不能有奶就是娘，不择手段地追求伟大的目的也是可耻的行为。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却投奔到小白名下，这叫忘君，野蛮人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即便能力再出众，品行依旧恶劣，但我们的误区在于恶劣的品行常常被优异的能力所迷惑。
我们常说德才兼备，但这样的人实在罕见，因此有德之人对社会的贡献要远高于有才之人，因为不论他们有没有才华，他们都不会危害社会。孔子担心礼崩乐坏，就是指上梁不正下梁歪，君主一旦失德，民风很快就会变坏。当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达成共识，我们看到的就是战国的混乱。
人们很容易陷入贞观盛世的自我虚荣和骄傲当中，反对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家惨遭灭门没有多大的同情，主要是和大多数人没有利害关系。殊不知所谓的“大多数人”都有可能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变成“少数人”，而统治者如果不维护“少数人”的权益，实际上就是剥夺“大多数人”的权益，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李建成，但不一定能成为李世民。总以为事不关己，最后受伤的一定是自己。
儒家认为必须保护特权阶层的利益，立法和盟约只是小人之间彼此不信任的结果，君子言而有信，因此保护特权阶层就意味着对待君子和庶民不同。“刑不上大夫”意味着不能从肉身上羞辱君子，但庶民就不一样。君子看重名誉，小人看重眼前利益，因此“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其结果受益者不一定是良民，而是小人。
科举从某种意义上看似社会进步，但实际上在破坏君子风度上则十分具有毁灭性。君子自荐都会被视为羞耻之举，更何况现在要挤破脑袋进来，果然宋以后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从此以后，满世界都是有才无德之人，即便公开被打屁股（朱元璋廷杖），也不会感觉羞耻，甚至还被认为是皇恩。这那还是君子，比小人还小人。
君子以原则行事，从来不会计算后果，所谓原则就是德，即孔子嘴里的仁。不是满口仁义礼信，心里却男盗女娼，所以复兴封建制就成了儒者们的理想，因为它的理念就是根植于封建制度里面。但郡县制不一样，土地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因此只能凭借公开的法律和严酷的刑法，即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礼原本就是繁琐的程式，对于老百姓当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意义，所以有“礼不下庶人”，它不是轻视这个群体，而是为这个群体考虑的结果。舍生取义不能要求庶人，他们苟且偷生完全公平，但君子则不能，必须舍生取义。君子和小人一旦没有了界限，要求大家都公平，其结果前者虚伪后者自私。而科举的弊端正是如此，无法区分君子和小人。
自我推荐被认为非礼，因为一个人愈有所求，便愈自我推销，愈自我推销愈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就会成风。科举和自由恋爱一样都会被视之为非礼，而像李商隐这样的人就会吃大亏，在科举路上只能失败。
取士永远不要单一，擅长应试的人未必有治国的能力。古人认为求医最好找三代以上的世家，而资治国也只这个道理，公卿子弟做官可谓是锦上添花，寒门子弟的动机绝非如此，科举牺牲的就是这种传统。
玄武门之变不仅奸淫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且还混淆了人们关于德行的要求，再辅以科举所谓的“公平”，历史不仅被篡改，人们对道德的判断也失去了依据，甚至可以说道德也被篡改了，这样的“贞观之治”不要也罢！如果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普通人身上，那么我们还会歌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