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年前，读到陈寅恪先生对学生们讲的一段话：“书本上有的我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
后来跟李泽厚先生聊天，李先生也说：“没有新意，就别写文章。”
两响惊雷，把我给震了。
也把我害了。
一
他们把我震了，我就用他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希望自己的文章要做到这几点：
一，立诚。立诚说的是态度。儒家自古就讲“修辞立其诚”，文字是人与天沟通的媒介，所以必须有敬畏心，我们甚至有“敬惜字纸”的教训。立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立信，诚的反面是伪，你要是作伪，真当别人看不出来呀。
二，开新。开新说的是内容。绝不人云亦云，至少在别人说过的基础上进行引申、转折、综合，说出一点点新意来。当然，说出新意的前提是要知道什么是新，而知道什么是新的前提是要知道别人，尤其是前人已经说过什么，这就需要大量阅读。事实上，我对思考的兴趣远远大于读书，对读书的兴趣远远大于写作，对写断章的兴趣又远远大于写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
三，精准。精准说的是形式。就是用词造句具有不可替代性，就是能用一个字说清楚，绝不用两个字。精准的前提是必须讲逻辑。老实说，如果以新意为标准要求文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话要说。废话说再多也是废话，高见即便只有一两句也是高见。平心而论，有多少著作的创见超过十句话呢？
四，犀利。犀利说的是风格，也就是文章的辨识度。我希望我的文字像一颗颗钉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挑破脓包，无关痛痒的话、面面俱到的话，说它做什么？
五，中道。中道说的是思想方法。中道意味着不偏激，中道强调的是切实，中道就是大道。一个撕裂的社会，要往前走，必须走中道。所以，我反对讲什么理论的纯粹，反对任何形式的原教旨和极端主义。
五条标准，核心是创见。所以我的文章，大都严肃，不好玩，这确实有点讨厌。不过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我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家伙，是个瞬间能将话题从上三路无缝切换到下三路的家伙。
真正的创见是极难的。
极端的说法是，你再有创见，能超过孔子？先秦之后的学者，本质上不都是在注疏圣人吗？
我反对这种宿命论。照这个说法，咱们都别活了，因为咱们都不用思考了，“我思故我在”嘛。在我看来，无论中西，古人都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洞穿今天的时代问题。孔孟难以想象移动互联时代的去中心化到底是什么场景，柏拉图又何曾想到洛克和孟德斯鸠居然能提出权力分立制衡说？抬高古人，神化古人，说白了不过是为了推卸、放弃活人的责任，而放弃责任，怎么配谈思想呢？
那么，从理论上讲，如何产生创见呢？创见产生于如下一个思想生产链条：一，平视一切前人的思想，晓得什么是好，治病都有些什么药；二，着眼时代困局，晓得我们得了什么病，病根在哪里；三，开出药方对治我们的病。
药方不可能是现成的，因为每个社会得的病都不同，社会的病是复杂的，而且是变化的。一切都需要重新检视，尤其在这样一个文明切换的时代（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更是如此。开药方就必须深入研究，建立结论、推到重来，不断模拟。这是一个长期的、寂寞的苦旅，也是一个锻炼智性、升华德性的欢喜之旅。
举个例子，我一直在思考现代价值与制度如何才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稳稳地落地的问题，这里面首先就存在如何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扬弃的问题，核心是如何看待儒家，或对其进行“转换性创造”。很多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截至目前，并没有成体系的、足以说服人的论述。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深入中国传统。我曾为自己开列过一个读书计划：先秦诸子原典、《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春秋繁露》、《白虎通》、程朱陆王代表作、明末清末思想家代表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卷）、日本美国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思想史、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西方思想史数种……
更何况，我的思考范围不仅仅只有这一个重心。
日月穿梭，人寿几何？这样做，值得吗？如果你对此没有兴趣，当然就不值得，但如果你认为这是自己的志业，有什么不值得的呢？值不值得，其实只在一念之间。
在我看来，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在目前这样一个语境下，思想者与其为各种乱象牵引而发表浅薄的评论，不如埋头做这种切实而长远的工作。否则，我们就会耽误时间，也对不起我们遭遇的艰难，我们甚至不配享有我们热切期盼的那些价值。
近年来，我常常想起文革，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何以自处。很多人在文革中消沉了、绝望了，也有的与世沉浮了，还有的兽化了，但还是有人在默默的阅读、思考，当时代发生巨变以后，他们就能用长期积聚的思想火光点亮夜空。比如，李泽厚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就陆续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中国思想史论》（三卷）等等。无疑，他是80年代中国的伏尔泰。
想得都挺好，我做得如何呢？不值一提。一方面，我写的很少，也就出了两三本书，而且都不是专著，它们最多算我的思想草稿；另一方面，我并没有提出什么了不得的大创见。
二
陈、李两先生也确实害了我。
他们害得我惶惑、纠结、沮丧，甚至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时代好像既不允许创见，也不需要创见。
这几年来，我在千万次地问：文章到底有什么用？权力如水银泄地、无所不入，空气中四处飘荡着钱串子的喧哗，解构至死，娱乐至死，你写那些一本正经的、危险的、也没几个人看的玩意儿傻不傻啊？
这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是秦晖的文章不过几千阅读量，咪蒙的鸡汤篇篇10万+；是许知远居然逼着马东、李诞谈理想，被后者嘲笑得一塌糊涂……
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事”。曹植说，“文章本小道”。两兄弟都是才子，谁说得对？
知识分子是靠意义生活的，如果你所认可的意义已经变得仿佛没有意义，你真能不惶惑、不纠结、不沮丧？
我曾跟野哥谈到自己内心的纠结，野哥说“岂有文章倾社稷”、“岂有文章觉天下”，但他又说，文章也不是毫无作用，所以他还在写。我还问过周濂等很多写文章的朋友，他们都说，文章还是有用的。
不过我又怀疑，我是不是问错了人？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都认为文章无用，他就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了，我也就不会去请教他了嘛。
归根结底，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答，你去请教别人之前，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你不过是希望别人帮助你确认那个自己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我还是相信文章是有用的，否则我早就不再写，也不必听别人的意见了。
那么，最后一次问己：写文章到底有什么用？
心安。为了心安，为了使自己觉得自己还活得像一个人。这或许是我能找到的最能安慰自己的理由了。怎么活不都是一辈子吗？至少，要活得心安嘛。
他妈的。
如果你注定成为少数人，你还惶惑、纠结、沮丧什么？该吃吃，该喝喝吧。好在，少数人并不是单个人，那些我认识的、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同行者，其实也不少。
三
问题在于，还有没有另一条路？
最近我越来越感到，是有的。
比如，成为一个作家，最好是著名作家。
同样是文人，学者与作家是不同的：
一，学者的写作必须是高度理性的，容不得感性来破坏理论逻辑，但作家是可以感性，甚至是可以骂街的。有一种人，披着人皮，其实是畜生，作为学者，你怎么骂他呢？但若是作家，你尽可以变着花样骂，骂他一个惊天地泣鬼神。鲁迅为什么骂人？常常是因为不得已啊。
二，学者的语言只需要精准，修辞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会对学术产生伤害。因此，无论如何，学术文章的可读性总是低于文学的。更何况，精准是很难获得准生证的。但作家可以调动一切修辞技巧，他可以留白、可以暧昧、可以暗示、可以比喻、可以夸张。作为文学的文章，体裁多样，非虚构不行，可以小说、可以寓言、可以魔幻。文学的表现力更强，传播效果更好，它可以传达出学者在特殊语境下无法传达出的意思。
三，任何人都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学者坐冷板凳，是否必然意味着需要无视周遭的疼痛？如果不是，同时做作家，是否是感受疼痛的方式？长期进行学术、理论写作，文章难免乏味，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力难免衰退，甚至趋于麻木，但若一手理论，一手文学，是否有利于作者的思想和生命保持在活泼泼的状态呢？
四，学者需要直接表达创见，但作家可以通过叙事、描写、议论等多种形式表达见识，作家的见识是附丽于表现手法的。或许这种见识未必是大创见，但从社会功效而言，它起到的作用甚至会超过学术、理论文章。
五，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但文艺复兴需要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人士的共同参与。学者介入文学创作，未必能摘取文学桂冠，但毕竟这种跨界有可能激发作家群体的思想自觉。而众所周知，中国作家的大病在于不知现代思想为何物。
六，这是一个注重声名的时代。我批评李敖，很多人就说我知名度比李敖差得远，有什么资格批评他。好吧，那么，我也暴得大名如何？从理性的角度看，对于声名，正确的做法是：与其拒绝，不如利用。孔子也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那我按孔子的指示办如何？而要赢得声名，就得保持写作及文章与读者见面的频度。
这些新看法，源于我对李大眼、流氓原、六神磊磊等人的写作的感悟。他们的文章，是见识与趣味的高度结合，我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带给我这些启发，我也很感谢他们，就如同陈寅恪、李泽厚虽然害了我，我也得感谢他们一样。
（改字）诗云：
荡漾一团春意思，
滋润几根硬骨头。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丈夫两手把吴钩。
最后，我得承认，陈、李二先生并没有害我，只是
“害”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