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去年的元旦只放一天假，今年还是凑出了一个三天小长假。然在国人心里，元旦的意义无论如何是比不上春节的。在鲁迅当年，尽管已经“民国”了，可他的小说里，仍留下一句让后来人很难忘记的开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春节，才是我们这个有悠久传统国度的最重要节日。
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的一段时日，春节实实在在被禁止过，并且由政府几番发布政令“禁止”。在当时为政者看来，既然推翻了帝制，那应该连同古老的旧历年节也废止，岂不更有一种除旧布新的气象?可是，民间有民间的喜乐，有他们的心理，所以无论政府如何禁止，他们却依然以自己的方式，来与这项政令暗中博弈。当时情形，说来还是有些趣味的。
一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他在1912年1月1日的就职仪式后，发布的第一道政令，竟然是《改用阳历令》。这批革命者，大约感觉既然推翻帝制，就应当将那时的历法一并修改。可不久，考虑民意，又提出“新旧两历并存”。这是新旧变革时期的可理解之举。接下来的“年”日，有“新”有“旧”。政府提倡“新”的，民间自行“旧”的。因为时间接近，还是互有影响的。
渐渐，民间力量占了上风。商铺，报刊这些大众的消费处所，到了旧历春节，关门闭户，让百姓在家好好团聚吃喝。笔者查寻当年资料，在1928年1月22日(旧历除夕)的《晨报》上，就读到“本报春节停刊六天”的大幅消息。可见从孙中山发布政令后，用阳历这一点大致坚持了，可改元旦为“年”日，民间一直没有实行下去。
“北伐”胜利后不久，新的国民政府再次对新旧“年”日做出强行规定。要求全国自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过旧历年，而必须遵行国历、过国历新年。当年的旧历春节(元月30日)那天，著名的《民国日报》发布消息:《革故鼎新废除春节》。消息说:“蒋主席令国府职员照常工作”；“中宣部集报界谈话”；“北平各机关禁止人员请假”……在南京电讯里，虽然说“国府系全国之模范，提倡国历，力行不懈。蒋主席二十九日令废除春节，国府各职员均照常工作，不得藉故请假。亦不得敷衍玩忽，颇有革故鼎新之象……”可其中却加有一句:“废历春节人民积习难除，仍有庆贺之举。”
中宣部一直到旧历春节(1月30日)下午，才“召集各报记者谈话会，实行革除废历新年。”大约有点应付差事的意思。来自北平的电讯，说了一些实况:“春节各机关严禁属员请假，各种例会仍举行，商市连日略热闹，大商号遵市府令，将不休业。”可以看出，都有些不情愿的样子。“大商号”不休业，照顾政府面子。小商号关门，政府无可奈何。
在“本埠新闻”一栏，刊出“沪各机关尊崇国历”“市教育局告诫市民戒赌”“市公安局禁载废历广告”等。其中报道:“自国府明令废止旧历后，上海各机关一体遵照办理。故今日市政府及各局所有属员，一律办事，不准请假。市长及各局局长，亦各照常办公。”云云……
上海市公安局也发布旧历年管理办法:一、禁止燃放爆竹;二、禁卖春联;三、没收邮递废历新年贺年片;四、不准各报刊刊载庆祝废历新年之广告……这些“办法”、“消息”、“禁令”等，都发表在旧历大年初一这一天，看去实在有些“马后炮”的意思。
二
大约基于废除旧历年的不易，1930年年底，政府方面早早着手，进行除旧布新的宣传。12月28日，《民国日报》发布消息:“今日起举行三天推行国历演讲大会”。特约文坛政界名流蔡元培、褚民谊、王景岐演讲。文章说:“推行国历，为总理遗训。为破除迷信，绝灭封建势力，促进革新事业之唯一要图”云云。在公布的大会口号中，有“实行国历，是遵行总理的遗志”；“普用国历，是革新的初步”；“实行国历，可以促进革新事业”等等。
在第二天发表的有关报道中，刊登出蔡元培的演讲内容:“我觉得推行国历第一要注意的，便是使民众心诚悦服地来奉行国历。事实上，现在固带着强制的性质，不过我们出去宣传讲演，却应该使人家心诚悦服来信仰你。”蔡元培认为:“总理所以要采取阳历，实为了适合经济制度，如预算等项。他的目的，完全为了民众的利益起见。”再一点:“并且奉行国历后，封建势力及迷信习惯，也可逐渐废除。”作为一个对大众心理深有体会的学人，蔡元培最后特别强调:“总之，宣传国历推行的方法，最重要之一点，在于说明国历之好处，使民众感觉到阴历之短处，那么，推行国历这一件事，自无问题。”
到了31号，报刊登出了《首都庆祝元旦盛典》消息。其中有“谒陵后分别举行庆祝会”；“外宾致贺并参加阅兵礼”；“明令授勋公布大赦条例”。这“大赦”对象为政治犯。为了使新年元旦达到旧历春节的效果，当局居然要求放假五天，以示庆贺。
可惜这一切仍然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
到了旧历春节(1931年2月17日)，从报纸上看，是“各机关遵行国历，今日一律照常办公”。内容有:车辆轮船照常开行；县府严禁陋俗；为落实好这些要求，县一级将派员督查:如发现聚众赌博，藉故停业等，将予以制止云云。
旧历大年初二，一些消息表现了出来。报纸上的文章，是昨日“各机关一律照常办公”，而“各商店陋俗尚未革除”。照常办公就不去说了，“尚未革除”的陋俗是哪些呢?“仍然是‘爆竹除旧’，‘桃符换新’，无论是‘特区’或是‘中国地界’的商店，都一律闭户休业，想是大过其废历的新年。”面对这种现状，《民国日报》一篇《昨天》的社论发表出这般看法:“现今有一般同志认为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革除废历，是用命令的力量可以办到的。此实系最大的错误!……政治革命是上层的，局部的；社会革命是内层的，是整个的；政治革命有初步的成功，然后继之以社会革命，将人民经济生活改变了，内层的整个的社会实际生活改变了，那时，自有一种新的生活，新的秩序和新的风俗习惯发生出来，区区废历，何患不能革除?”这篇社论倒表现了一些理性的观点。
三
这是报刊登出的新旧“年”情形。但我们大都知道，报刊登出的东西，为了某种宣传起见，总和生活实际有很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报刊上看去热热闹闹的年，在民间、个人究竟如何?笔者还恰好在一位当时的“燕京大学”学子的日记中，读出一些实况。
1931年时，夏鼐正在燕京大学求学。当时的新旧“年”日，他都是在这里度过。夏鼐是一个做事十分专一的人，几十年记日记不间断，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年”日的真实情景。
政府大力提倡的新年元旦，夏鼐在他的日记中留下这般记载:“今天是新年元旦，可是我觉得没有意思。今天和昨天的区别，同昨天和前天的区别，不是一样的么?不是同是地球的自转一次么?何必在今天特别作乐，高兴得了不得……”看来，被大力提倡的，在一般人那里，并不显得多么热闹。
1931年2月16日，是旧历除夕，可夏鼐他们还在上课，还在图书馆用功。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这般记述:“阅书:《东方杂志》27卷21号的100页。下午去听张尔田的《史学概论》课。疏疏的胡须，杂乱的头发，进课室来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坐下来。微微摇着头说话……越发高兴地说他自己是想造就几个人而教书，却不知道这下面一大堆人都是为学分而读书……”
当天晚上，夏鼐还到图书馆阅读政治学参考书。这时听到外面有爆竹的炸响，噼啪不绝。自然想起了以前在家的情形。他对一位姓朱的同学说，我们要在图书馆过年了!虽然表面带着笑，可“心中未免惨然”。看来民间依然在用爆竹来表达自己对旧历年的庆贺心情。
第二天是旧历春节，是政府提倡废止的节日。所以在学校，仍旧读书上课:“阅书:陶希圣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约80余页。”此外，他还和姓钱姓范的两位同学到海甸大街去逛了一阵。可惜民间还守旧习，所以各处店面“紧闭双扉”。在如此环境下，夏鼐心情也不佳，觉得什么也“没有意思”。
四
1932年新旧“年”，夏鼐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前一年，他经过考试，转学到此。至此已经几个月了。
这年的春节，已经到2月，当时学校已经开学。2月5日，是除夕。这一天，夏鼐“阅书: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100余页。”夏鼐真可谓读书“种子”。这样时段，这种书，他竟然一天读100余页。他之后的成就，与他如此地勤奋读书，不无关系。虽然学校已开课，但民间的过年习性却依然。到了晚上，“小张家中打电话喊他回去吃年夜饭，看他高兴的雀跃而去，令人生出无限的羡慕。”看到别人回家团圆，夏鼐虽然“理智和虚荣使我毅然斩断一切牵挂，然而骤然看见了他人那种享乐，自己总觉得爽然若失，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迷惘……”
第二天大年初一。夏鼐依然“阅书”。书还是头一天的《汉代风俗制度史》，又是100余页。因为已将该书前编读完，所以夏鼐评价:“这书是史料汇编的性质，虽颇见苦心，然罕发明。”下午没课，夏鼐便与几位同乡，想骑驴到大钟寺看热闹，以遣寂寞。“但雇驴不成功，只好到燕京及海甸街绕一圈走回来。这样便消磨了一个下午，自思真有点无聊。旧历年初一，便这样过去了。”此时政府虽然取消过旧历年，可民意依然。政府为此忙乱，个人到此时，反容易产生许多难以排遣的乡愁。这似乎成了几边不讨好的事。
这样的状况真是尴尬。一方面，政府不让过旧历年，故此机关、学校等，都仍上班上课;另一方面，民间家庭、街面商铺，却不管不顾，关起门吃喝起来……在其间的人，譬如夏鼐这样的学子们，只好一面顺从规定，该读书读书，该上课上课……只是心中惶惑不宁。想家，看见他人可以回家吃年夜饭，更是心中悲戚。不让过，可习惯使然，几乎每一个旧历年，都要自己买一些好饭菜自我庆贺一番。这实在那个时期别样的风景。
今天没有了这般尴尬。政府遵从强烈的民间习性，公历年简单过，旧历年放足假期，让百姓一年忙碌之后，好好享受一下乡情亲情的温暖。我们今天来通过当时记述，看看数十年前我们前辈力图革故布新的努力。今天看，虽然用心甚好，可未能顾应民意，所以成了尴尬，成了我们今天比照社会进步，为政进步的特别情形。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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