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克米兰爵士 撰
杨依纳爵 译
同塵 编
译者按：詹姆斯·麦克米兰爵士（Sir James MacMillan），当代苏格兰作曲家和指挥家。纵观西方音乐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趋势，即在创作宗教音乐时，作曲家越来越多地在文本中融入自己的主观情感。近现代音乐史学家们多倾向于将此趋势解释为，作曲家思想日渐觉醒，故以此来表达对宗教禁锢的抗议和对自由的向往，而贝多芬则往往被塑造为一个反对封建势力和教会统治的典型。但麦爵这篇随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近现代的历史叙述受无神论者和怀有敌意的新教徒影响较大，历史人物容易变成其证明自己政治思想观点的工具；另一方面，欧洲天主教世界中历史人物对教会的批判与反抗往往并非信仰失望的表达，而是此世中的信仰震荡不休时发出的音响。毕竟我们自己也清楚，一个天主教徒对教会的牢骚往往比一个对宗教毫无了解的人多得多，这些牢骚正是出于对教会的爱。
编者按：关于贝多芬的天主教根源，另可参看Nicholas J. Chong的博论Beethoven’s Catholicism：A Reconsideration（2016，哥伦比亚大学）。该文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与专业的音乐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贝多芬的天主教信仰与贝多芬音乐深刻的宗教性，并特别揭示出贝多芬与当时德国巴伐利亚天主教神学家赛勒（Johann Michael Sailer, 1751-1832）的关联。赛勒之名今日虽隐没不彰，然而当时他却是德语世界最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同为巴伐利亚人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曾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地概括了赛勒的思想，并触及如何做神学、如何信得真、如何活得整全等更根本的问题，为引发大家的思考与关注，谨译如下：
贝多芬的交响乐常常被视为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顶峰。著名艺术史学家科米尼（Alessandra Comini）认为，贝多芬的音乐具有“启示性的维度”。贝多芬自己则视其作品为一种神圣艺术，尤其是其中的交响乐，不仅是自己工匠技艺的结晶，还是自己道德愿景的体现——即伟大音乐可以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
贝多芬视自己的生命与工作为使命（mission）与天职（vocation）。可是，现代、乃至当下的后现代社会，却将自身掩盖在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的阴云下，无法对贝多芬的伟大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现代、后现代社会也在试图塑造一个“去天主教化”（de-Catholicise）的贝多芬，即使他最富宗教性的作品《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也无法幸免于难，如此举动实属古怪。
现在人们常辩称，贝多芬作品中体现出的是一种一般化的精神感受，而拒绝将贝多芬视为一位回应信德奥迹（mysteries of faith）的天主教作曲家。事实上，不仅仅是贝多芬的作品被如此对待，无论是莫扎特的《安魂弥撒曲》（Requiem），还是埃尔加（Elgar）的《杰隆休斯之梦》（Dream of Gerontius），评论家们都竭尽所能地将其中的天主教维度抹去。
但是，这样一位被“去天主教化”的贝多芬真的会在自己的《海里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中如此写吗：“全能的天主，您俯看我灵魂的最深处，并进入我的心房，您知道这颗心充满着对人性的喜爱和行善的渴望？”抑或，他最亲密的朋友辛德勒（Anton Schindler）会坚称贝多芬的“全部生命都可以证明他真的拥有一颗虔诚的心”吗？还是这位“冷淡教友”贝多芬，怎么会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但是我知道，天主离我比他人更近。我从不惧怕接近祂：我始终（constantly）都能认出并理解祂”，或是在给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大公的信函中说“没有什么事能比亲近天主……和通过人性彰显祂的荣耀更为高尚的了”呢？
在《费德里奥》（Fidelio）的“Prisoners’ Chorus”中，贝多芬对穷苦受压迫者的支持，表明了他的立场；在《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中，他表达了对仁慈天主台前，人类团结一体的信念。左派人士喜欢将贝多芬和政治摆在一起——准确说是他们的政治。但是贝多芬对政治却是困惑的：这一刻他想把自己的音乐献给拿破仑，下一刻他又在庆祝威灵顿公爵和英国军队在滑铁卢将拿破仑击败。
诚然，贝多芬是他时代的晴雨表，但是这支晴雨表的反应又总是奇怪而出人意料。在他的《庄严弥撒》中，有一个短小而惊艳的片段，在这一刻，天主的羔羊（the Lamb of God）击败了他正经历的由战争与革命所带来的恐惧。“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miserere nobis”——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
通常，在弥撒套曲“天主羔羊”这一部分，作曲家会意图描绘慰藉与平安的景象。但是在《庄严弥撒》中，俗世却在神圣的光辉中留下了影子——暴力的“本体”、不断演替的人类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侵入了这一神圣文本，想要将天国推翻、将仁慈的天主扫到一边，想要称王称帝掌控一切，并成为新的“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
在军鼓和号角声中，这个篡位者——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革命之喧嚣——试图逼迫那慈悲的天主羔羊束手就擒，将祂推向屠宰场。此时回答“请赐予我们平安”（dona nobis pacem）的声音似乎也变得焦虑和恐惧，但是反抗即将来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暴力之声最终化为了（transformation）对天主那荣耀而令人慰藉之慈悲的赞颂。
音乐史中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每当天主的羔羊被推向下一个屠宰场时——无论是pogrom、gulag、concentration camp，还是那对人类价值与本性无休止的重新定义，我们都有一种回应和反击的方式，那就是记住我们到底是什么，记住我们始终被那位慈悲的天主所深爱。
贝多芬的确对政治伦理和宗教有着卓越的反应。对暴君的反抗、人类行为中的道德理想令他深受启发。在他唯一的歌剧《费德里奥》中，他颂扬了夫妻之爱情、奴役之解放和暴君之溃败——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些主题都是相互联系的（interconnected），但是对现代怀疑论者而言，它们只是一锅毫不相干的、随机出现的、甚至令人困惑的大杂烩。是啊，只有勇敢的抵抗才能击败暴君，而且绝不能奉承暴君——起初贝多芬想将“英雄”交响曲献给拿破仑，可是自从拿破仑称帝那一刻起，他的形象就已经倒塌了，于是贝多芬毅然决然地从手稿上抹掉了他的名字。
许多人谈论贝多芬在这些作品中寻求正义，但实际上这种寻求夹杂着对救主慈悲的深刻见解——一位信徒的洞察和远见（insight and vision）。《庄严弥撒》，这部极为天主教的作品，便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