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檻研究方興未艾，幾十年來，不同學科的學者分別對“石門檻現象”進行了眾多的考究，研究成果甚多。歷史的研究到達一定的階段，都需要再細緻地研究地深入探討。改革開放以來的石門檻研究已經走了四十餘年的路程，其中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成果，同時，也滋生出許多的誤解。
歷史，除了指過去已經發生的事之外，還指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即史學史，也可以說是學術史。關於石門檻研究的學術梳理，已經有人做過一些總結。以下，筆者就有關石門檻研究中的一個細節問題，來簡單梳理一個常被許多人提起的觀點。
這個問題就是：民國時期（1949年以前）從石門檻教育走出的學子中曾經有過碩士畢業生。
從學術上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這種觀點。其中以楊正偉和張恩耀為主。21世紀後，一些研究人員也曾發表過類似的話，只是在“有幾名碩士畢業生”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其中有學者認為是1名碩士畢業生，以馬玉華為代表；而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是四名碩士畢業生，以沈紅為代表。
這樣，就產生了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有獲碩士學位”說
1989年楊正偉和張恩耀分別發表了兩篇學術論文，一篇是會議論文集，一篇是期刊論文，時間相隔三個月左右。
石門檻教會學校在柏格裏和其他後繼者的努力下，先後四十多年，在一個自古以來沒有一人讀過書，“二十多歲的人還不能數上百位的數字”的偏僻苗寨，培養出大專院畢業（部分肄業）生三十餘人（有的還得了碩士或博士學位），中學和中專畢業生二百餘人，小學畢業數千人。（115頁）
——楊正偉. 威寧石門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從一個邊遠落後的苗族山寨探索開發苗族地區的途徑[C]//.苗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9:117-128.（7月）
獲博士學位的2人（吳性純，張超倫），大學及專科畢業生30餘人（其中有獲碩士、學士學位的），高中及中專畢業生100餘人，初中畢業生500餘人，小學畢業生數千人。（30-31頁）
——張恩耀.基督教對苗族文化教育的影響[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05):29-33.（10月）
從時間來看，楊正偉先提出了石門檻學子有人曾獲碩士學位的觀點，接著就是張恩耀。張恩耀是阿卯學子，也是光華學校體系裏畢業的人。他寫這篇論文時是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他們之間是否有過一起討論則不清楚。
21世紀初，楊大勇繼承了這個說法。
獲博士學位的2人（吳性純、張超倫），大學專科以上畢業生30餘人（其中有獲碩士、學士學位的），高中及中專畢業生100餘人，初中畢業生500餘人，小學畢業生3000多人。（23頁）
——楊大勇. 西方傳教士對貴州近代教育的影響[D].西南師範大學,2001.
二、“有一名碩士”說
經過教會40多年的經營，培養了大批苗族人才，過去沒有讀書人的16000多苗族同胞(包括整個石門檻聯區的全部範圍)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能通讀《苗民夜讀課本》(教會的掃盲課本)，培養了苗族數以千計的小學畢業生，200多名初高中及中專生，在華西大學、雲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及蒙藏學校畢業和肄業的34名，其中，獲博士學位2名, 碩士學位1名。（121頁）
——馬玉華.發現石門檻[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8(05):119-124.
……石門檻一躍成為了當時最大的教育基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培養出了3個博士、1個碩士和100多名本科大學生，眾多的高中和初中生。（57頁）
——洪雲.西方傳教士與近代貴州（1861-1949）[D].浙江大學,2013.
這一說法筆者發現僅兩位學者持有，始於2008年。
三、“有四名碩士”說
據目前筆者所看到的，最先提出此觀點的是沈紅。
以該校為中心，在川滇黔邊區分設分校百餘所。石門學校畢業了4000多名小學生，數百名高初中及中專生，三十多名大學畢業生，四位碩士和博士，吳性純是苗族歷史上第一位博士。（35頁）
——沈紅.石門檻的100年[J].中國民族,2007(01):32-36.
從石門檻教會學校畢業了4000多名小學生, 數百名高初中及中專生, 三十多名大學畢業生, 四位碩士和兩位博士, 其中一位是苗族歷史上的第一位博士, 這裏曾是文化“聖地”, 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139頁）
——吳道軍.近代基督教在少數民族中興起原因之個案研究[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5):135-140.
自辦學後的40年裏，僅光華學校便畢業了4000多名學生，數百名初高中生及中專生，4位碩士和2名博士。
——楊軍昌.石門檻教育文化[J].教育文化論壇,2011,3(03):2.（封面）
還有其他學者也持此此觀點，論文例舉如下。
1.周志光,雷勇.從邊緣崛起:石門檻文化現象背後的驅動力[J].教育文化論壇,2011,3(03):122-126.（173頁）
2.趙濤.論伯格理教育思想對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啟示[J].銅仁學院學報,2014,16(05):151-155.（152頁）
3.司霖霞.論塞繆爾·柏格理對貴州民族地區教育的貢獻[J].貴州師範學院學報,2010,26(11):77-79.（79頁）
4.王海. 淺談貴州石門檻地區基督教思想“本土化”進程——以當地苗民風俗習慣為例[C]//.金州論壇2015.2（總第50期）.,2015:65-69.（64-65頁）
5.朱莉.石門檻現象成因分析[J].貴州文史叢刊,2010(03):69-74.（69頁）
6.楊世海. 石門檻興衰原因的精神考察及啟示[C]//.基督教思想評論第十六輯.,2013:219-234.（220頁）
7.陳業強,舒梅.西方傳教士對貴州威寧石門檻苗族文化的影響[J].中國民族博覽,2015(09):31-33.（33頁）
8.郭宸利. 多元族教際信仰文化互動研究[D].貴州民族大學,2012.（30頁）等等。
可以想見，關於“有四名碩士”畢業生的觀點，是獲得更多人的引述的。
總結：筆者個人所閱讀到的一些早期資料中，並沒有看到石門檻有學子曾是碩士畢業的論述。雖然吳性純、張超倫先後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但並不意味著就也有人是碩士畢業。誠如朱煥章，楊漢先。張有倫等是本科學士學位畢業，王建明、王建光、張斐然等屬於專科畢業。當然，這個石門檻並不是指的是現在行政規劃裏的石門檻，而是民國時期形成的“石門檻文化圈”。具體如何，也許還可以繼續更深入去考察一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的論文裏，均沒有給出所提出觀點的依據（沒有注釋），所以，筆者也並不知道他們是從何得出的觀點。後者也都沒有引用過前者的論文，也是一個很“奇特”的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