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也有地主，我所见到的地主和地主的后代，和我的祖辈、父辈一样，是生于斯、长于斯，都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农民。我记事时，建国后土改时打倒的第一代地主已经故去，他们的后代都是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的普通社员，很多还是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汉，有些甚至根本没有出过远门，连30多公里外的县城都没去过。
我们村有两家地主，一家姓陈，一家姓蒋，都在我们生产队。
陈姓地主种地为生
陈姓地主原属紧邻我们村的另外一个村子，土改时划成了地主，财产被分给了村里阶级成分好的其他村民。据父亲说，解放前，陈家有300多亩地，陈家的田地从我们村一直延伸到邻村。至今，陈家的祖坟还在邻村的田地里。
解放前，陈家地主盖有两进大院，占地约有5亩。前院有几层楼房、偏房，陈家人自己在前院居住生活。后院有门楼、客房，同时经营红薯糖坊。此外有专门的马房，饲养种地的牲口。陈家雇佣的长工并不多，我父亲记忆中，陈家只有2个长工帮忙种地。在民国时期贫穷落后、兵荒马乱的豫东农村，陈家的院子应该算是当时村里的豪宅。按照我们当地人的说法，陈家地主很“拽”（非常富有的意思）。
可不是吗，谁叫人家有300亩地呢？
陈家地主怎么发家的？我问过老人，他们自己并不清楚。只知道陈家虽是地主，但世代种田，主要靠种地为生。虽然也经营糖坊这样的商业，但家里并没有出过读书人，陈家后人也没有读书的传统，所以没有人在政府做官，也没有人在军队中做事。从这个角度看，陈姓地主的眼光，并不比很多目光短浅的自耕农好多少。
镇压地主改变了陈家后代的命运
土改时，因为拥有300多亩地，陈家理所当然地成了村里最大的地主，何况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国民党军队驻在我们村，还曾在陈家的土地上建过营地，陈家地主作为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当地富户，当仁不让地要为国军提供粮饷。
家有几百亩良田，又和国民党军队有过联系，陈家地主这样的背景，很容易定性。解放后，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需要按照人口比例分配镇压指标，所谓镇压，就是枪毙。作为村里最大的地主，必须对陈家地主进行镇压。
当时，陈家地主父子抱头痛哭，为保全对方性命，父子两人争当被镇压的对象，抢着赴死。最后，还是陈家老地主被枪毙了。儿子陈齐林逃到了西安，隐姓埋名，直到58年春天，因为思家心切回到了老家，成为生产队的普通社员。接他回来的是我父亲，是当时的生产队长。我父亲扛着枪，和别人一起，到了乡（58年秋天才改称为人民公社），算是押着他回到了村里。
土改时，陈家的楼房分给了村里的群众。56年成立合作社，要求在耕地里打井，就是张艺谋、吕丽萍演的电影《老井》里的土井。老式土井需要人下到井底里，把井底里的泥掏上来，并在井壁砌上砖。为了筹集砖修井，村民只好把原来陈家地主的混砖房子拆了，用拆房子扒出的青砖来修井。我小时候，陈家地主先前的楼房大院早已被拆的一干二净，只剩下布满青苔的残砖剩瓦。
陈齐林在老家平静生活了十多年，文革中期，他上吊自杀，妻子成了寡妇。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陈齐林的二儿子赶集回来，同样选择了上吊自杀，而且几乎在同一个地方，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陈家父子上吊的地方离我家不远，举目可见。小时候，每到晚上，看到陈家旧宅所在，想起陈齐林父子上吊的情景，我都不寒而栗，害怕的要命，赶紧躲进家里。
陈家地主后来的家庭结构
和很多旧时的地主一样，陈齐林也娶了两房，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在58年经济状况恶化时，大儿子逃到了内蒙古，后来和家里只是偶有联系，终老于异地他乡。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二儿子很晚才找到对象，结婚成家，文革期间自杀。小儿子很小便送给了别人收养，最后只有三儿子留在了家里，成为家里的唯一男劳力，他终生未婚，打了一辈子光棍。
我知道陈家是地主家庭时，陈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结构：裹着小脚的地主婆寡妇，光棍汉的儿子，年纪轻轻成为寡妇的大儿媳妇，一个平板足的孙子，一个手有残疾的孙女。父母之爱，夫妻之情，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在活着的陈家人眼里，都成了遥远的回忆。
小时候，陈齐林的孙子带我去过陈家人后来居住生活的院子。那时，他们家的房子是村里唯一一家混砖瓦房，在六十、七十年代大部分是土墙茅草房的农村，陈家的混转瓦房非常扎眼。屋内有楼梯，通过木楼梯可以爬到二楼，二楼是我记忆中一个神秘而又好奇的所在。陈齐林的大房早已去世，寡妇妻子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她皮肤白皙，脸上布满了皱纹，是个传统的小脚老太太。走起路来背有点驼，说话时语气温和，非常和善。
如果没有社会变革，陈家也许至今仍是村里的大户、富户，陈家的后人一定也像现在的企业家一样，衣食无忧，风光无限，拥有豪宅、豪车，陈家子孙可能不会自杀，后人绝不会沦落为光混汉，更不会成为遭人歧视的二等公民。
地主为什么自杀？
至于陈和父子为什么选择自杀，是受到了批斗的压力，还是受到了身体的虐待？文革期间是否对他们进行过批斗，让他们承受了格外的精神压力？就这个问题，我多次问过我的父母。他们都说，文革期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并没有对陈家地主进行过批斗、体罚，没有人让他们家人带过高帽游街，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惩罚性劳动。相反，生产队对他们都相当不错，并没有故意分配他们干重活。
即便在饥荒严重、饿殍遍野的“大跃进”时期，我老家农村的政治空气也还是相对温和，绝没有出现河南信阳、安徽阜阳那样群众大面积死亡的可怕景象。群众饥饿肯定有，但饿死人的情况非常少。大家常说，那时喝的是四个眼的“糊涂”（就是“汤”），主食靠胡萝卜充饥。当全国赶英超美，到处大炼钢铁，炼钢的“小高炉”遍地，我们老家农村却从来没搞过这些东西。
文革时期，我们当地的政治空气也说不上左。我农村老家也没有对地主进行体罚，更没有很多地方发生的对地主进行毒打，甚至杀害地主的行为，更多的时候只是身份的歧视。毕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地主和贫农不同，他们是“地富反坏右”里的重点看管对象。大队、生产队会经常通知地主开会，要求他们到大队接受专门教育。因为和贫下中农相比，地主是低人一等的贱民。
地主陈齐林父子最后为什么会相继自杀，我始终不得而知。即使今天，很多人依然无法给我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我和我堂兄、陈齐林的孙子一起出去玩。我堂兄突然说：“听说地主要摘帽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和陈齐林的孙子都一脸茫然。自然，地主摘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作为地主的后代，陈齐林的孙子也早已麻木。
即便几年之后，国家真的为地主平反了，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欣喜之情。也许，他早就习惯了地主后代的称呼，他也早已习惯了在歧视的眼光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