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政治的理解主要强调它的伦理观和道德观。《论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曰：“政者，正也。” 而“政”这个字本身就包含“正”的意思，因此儒家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认为君主应该成为道德榜样，这没有错，但他对政治的理解稍显狭隘。政治主要指的是“政事”得到有效的治理，而“道德”不过是政事的其中一种而已，“治”一般相对于“乱”而言，属于有效的管理。所以有德的君主未必会让人服从，即便德才兼备也未必能做到“上行下效”。因此，“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说法纯属幻想。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孔子的动机不好，之所以“礼崩”，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结果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他一生致力恢复周礼，就是希望恢复社会秩序，他认为越久远的君主越具有良好的道德。
准确地说周公制定周礼，孔子恢复周礼是对“礼”的全面扩展。礼原本不下庶人，即便在天子、诸侯和大夫之间，谁也不能僭越礼乐，像季氏八侑舞于庭，孔子则“是可忍孰不可忍”。
简单地说，礼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秩序，即人与人之间尊卑有序。孔子则使用仁作为礼的核心，看似表面之间的礼仪，实则是通过这些礼仪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建立仁的关系。
今天很多人误解“学而优则仕”，孔子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情愿不出仕，他不会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出仕，出仕是实现他恢复礼的途径，而仕本身则不是他的志向。相反，后世孔子很多的门徒的理想就是为了仕本身。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生都没有出仕，但孔子称他为真正的仁德之人，相反他对冉求的出仕则十分失望。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非常难能可贵，而且他一生未改初衷，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后也没有完全心灰意冷。当自己的儿子孔鲤和最心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他依然坚持不能违背棺椁厚葬之礼。
孔子不仅只是提倡恢复周礼，他的一生也在践行周礼，这也是他获得他学生尊重的主要原因。当然人无完人，圣人也不例外，他自己能严于律己，以为其他人也能。在今天看来，孔子的抱负不就是阻碍历史的车轮吗？但孔子认为只有向过去美好的时代取经，人们才有美好的未来。
韩非子虽然也同意儒家所说上古时代道德的美好，即我们常颂扬的三皇五帝尧舜禹，但他认为“当今属于争于气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道德显然无法解决问题，即便恢复“礼”也无意义。
在韩非子看来，“国者，君之车业”。国家成了君主实现自己统治的工具，因此君主需要具备的不是德，而是“法术势”。这一点，后来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的观点几乎一样，君主就应该像“狐狸”和“狮子”一样，狡猾和威严并立。
马基雅维利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传统，所以他一直被西方人痛骂。西方人当然比韩非子更早认识到人性之恶，君主也不例外，所以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制度或法律约束君主，古罗马有元老院，后来有教会，这都是对君主约束的标志，直到后来的《大宪章》具有法律意义上对君主的约束。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传统，唯一的就是期待儒家的道德伦理对君主有所约束。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虽然借助于韩非子的思想，但也不放弃儒家的理由，否则就属于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没有哪怕是表面上堂而皇之的理由，只有纯粹的马基雅维利思想，那么它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我们现在提倡“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就是一方面避免君主落入独裁式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担心陷入“萝卜加大棒”的统治之下。即便二者结合，也不能完全在地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