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Tō·Ka-tek，1830-1877）
“你特别提到的是关于我的房子事情。现在我先要告诉你，那是仁信先生（Rev. James Johnston）的房子，不是我的，我至今还在盼望他回来住。“这幢房子有三层，楼下进门的地方是个很大的露天旷地，放几顶轿子，角落用墙围了一个地方作厨房。楼梯下隔了一个房间给仆人用，剩下靠海，从上可以俯视海的那一半是教室，一些华人太太和年轻人在那里读书。
“二楼以楼梯间分作两半，朝街的这一半是个大房间，学生们在住，我也放一些中文《圣经》和传教手册等等，而且在这里上我的英文课。朝海的这一边是桑德曼先生（Sanderman）的起居室和卧室，放了许多仁信先生的书籍。正对着大海的是一个有房顶的走廊，大到约有8到10英尺宽，走廊的尽头就是后来我们分给桑德曼的一个浴室。
“顶楼是我的寓所，只有楼梯间朝海的这一半，另一半只有两层。楼梯头隔成我的浴室，剩下的就是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有各自相对的三个窗户，两个朝海，这一面有一个有房顶的窄窄的走廊和一个与李先生（Lea）的房子相通的很好看的露天走廊，阳光不是太大的时候，可以在上面开心地漫步。大房间里用木屏风隔了三分之一做我的卧室。所有的窗户外面都有威尼斯百叶窗，像是法国人设计的。”
1857年4月8日，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牧师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在致母亲的信中，这样介绍他在厦门的住所——20年后，正是在这个房间里，他因病不幸去世。
我很想找到杜嘉德当年住所的照片，可惜遍寻未见。幸好，在1885年出版的埃德温·杜克（Edwin Joshua Dukes）的著作《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与道路上的风光》（Everyday Life in China：on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一书中，有一幅插图《厦门，“伦敦会”的房子》（London Mission House,Amoy），与杜嘉德当年的住所类似，同为临海的英式住宅，也有百叶窗，只是少了三楼上“很好看的露天走廊”，但亦可略窥一斑。
杜嘉德博士，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他为杜嘉德牧师，1830年12月27日出生于英国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大家庭中。他的家乡在苏格兰，伦弗鲁郡（Renfrewshire）的基尔巴肯（Kilbarchan），一座位于格拉斯哥市区与格拉斯哥港之间的小城。他的父亲，罗伯特·道格拉斯（Rev. Robert Douglas），是英国长老会的一位牧师，长年服务于自己所在教区，在当地拥有良好声誉。他的母亲，珍妮特·曼特斯（Janet Monteath），是一位贤慧、开明的女性，同样虔诚信仰宗教。杜嘉德的哥哥之一约翰·道格拉斯（John M. Douglas），后来在《杜嘉德纪念集》（Memorials of Douglas Carstair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一书中说：“（母亲）大力培养出杜嘉德主动、准确和果断的习惯，而杜嘉德对母亲的爱与关怀，则时时（用回信）给予温柔的回报。在他颠沛的传教生涯中，杜嘉德一次也没有错过母亲从家乡寄来的信。”
的确，杜嘉德留下的信件中，有许多向母亲诉说心声的内容。例如这封1858年12月17日从厦门发出的信：
最亲爱的母亲：在这个诸事繁忙之年即将过去之时，再次为您祝福。十天后就是我的生日，而我明天就要出发前往漳州。我祈望能得到主的恩赐，指引我前行的步伐……上周，我有五天时间与宾威廉先生（Rev. William C. Burns,1815-1868）在一起，他仍然在这儿。我不能告诉你我有多伤心，因为没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又比如这封1864年5月2日，在从白沙（Pechuia，今漳州龙海市港尾镇白沙村）开往厦门的“福音船”（Gospel Boat）上写成的信：“最亲爱的母亲：……想想多么奇怪呀，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家’，就像我们称呼的那样。可如今，我的周围和以前一样，全是异教徒。唯一甜蜜的回忆，是看到你一直生活在福音照耀的土地上。我愿意竭尽所能去光耀你的精神，愿所有的赞美都归于主。”
温柔细腻的笔触中，时时体现出杜嘉德对母亲的精神依恋。母子间的通信，一直维持到母亲去世。
早年生涯
作为家中六个男孩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杜嘉德的五位哥哥都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从事教会相关工作。其中一位，乔治·道格拉斯牧师（Rev. George C. M. Douglas），还担任过格拉斯哥“自由教会（神）学院”（the Free Church [Divinity] College, Glasgow）院长。
1845年10月，年仅15岁的杜嘉德，也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逻辑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并在那里呆了6年。1851年4月，他获得硕士学位。后来，鉴于他的水平，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LL.D.）学位。
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杜嘉德就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与热爱。他是“格拉斯哥自由教会学生布道协会”（Glasgow of the Free Church Students’ Missionary-Society）的会员。1851年，他来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the Free Church College, Edinburgh）学习4年神学，直到1855年毕业。在那里，他最大收获或许是演讲技能的提高。在几次公开演讲中，他学会用平静的语气，用普通大众能懂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简洁、清晰、有效地表达他的想法。他因此成为其中一个爱丁堡辩论俱乐部的成员。这对他后来的传教生涯，显然大有帮助。
1855年3月，由回国探亲的宾威廉牧师（Rev. William C. Burns）带领，25岁的杜嘉德，作为英国长老会成员，从英国出发，前往厦门。当年的厦门，作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已经聚集了相当一批外国传教士。不知是否语言障碍的缘故，《厦门市志》中对此记载语焉不详，就连相关选题的博士论文也漏洞百出。似乎没人注意到，1907年，D·麦吉利夫雷（D. MacGillivray）已出版《中国，新教传教一百年：1807-1907》（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一书，对此有着详细系统的记录。
据该书介绍，1842年2月，美国归正教会（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 in American）的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首先从广东来到厦门鼓浪屿，开始传教；他同时还承担着美国公理会（Early Work of the American Board in China）的传教使命。同年，圣公会（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小文惠廉牧师（Rev. William Jones Boone），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刚刚停止、甚至《南京条约》尚未签署时，也来到厦门。
1843年，美国长老会（北部）（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North]）的赫本博士（Dr. Hepburn）来到鼓浪屿，紧接着，同一教派的约翰·劳埃德牧师（Revs. John Lloyd，1844）和休·布朗（Hugh A. Brown，1845），也加入到厦门的传教士队伍中。
1844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施约翰兄弟（Revs. A. and J. Stronach）2位牧师来到厦门，开始传教。
1847年，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宾威廉牧师（Rev. W. C. Burns），来厦门传教[15]。1847年1月，美部会（The Foochow Mission, A.B.C.F.M.）的史蒂芬·约翰逊牧师（Rev. Stephen Johnson）到达福州，随后也到厦门。1863年，女公会（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派出阿德里亚思小姐（Miss Adriance），到厦门发展女教徒。
此外，1863年2月，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牧师S·宾克利（Rev. S. L. Binkly）到福州下渡（Ato,or Lower Ferry）传教，并在莆田和南日岛发展教徒，不知他是否到过厦门？
不管怎么说，1855年，当杜嘉德到达厦门时，厦门及其周边地区，已有各个教派所设的25个传教点，仅美国归正教会就已发展了28名受洗的信徒，其中既有17岁的姑娘，也有74岁的老人。
但英国长老会在厦门的传教，一开始并不顺利。1853年12月，就在杜嘉德到达厦门之前1年多，英国长老会在厦门的开拓者宾威廉牧师，曾眼含热泪地对人说：“我在中国，已经辛勤传道整整7年了，但我却没能亲手将一个孤独的灵魂，带进基督的殿堂。”然后他表示，本着宗教信念，他相信他的使命绝不会失败。
也许正因如此，年轻的杜嘉德被派出。1855年7月中旬，他们抵达上海，随即转赴厦门]。
杜嘉德的性格
在1877年出版的《杜嘉德纪念集》（Memorials of Douglas Carstair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一书中，一位经验丰富的传教士这样描述杜嘉德其人：
在几乎每一个领域，他的确都拥有令人难忘的渊博的知识……然而，他非常谦虚，并且愿意从晚辈那里吸收建议和提示。
其他人则写道：
（杜嘉德）他刻意保持身体健康。他喜欢运动，特别是步行、划船和游泳……他似乎永远充满活力，他的精力似乎永远用不完，他的健康，正如他的好脾气，一如既往地稳定……来到中国之后，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仍继续保持他的锻炼和克制的习惯。他经常在月光下，穿过丘陵和山谷，漫步长达20英里……
在同一本书中，对杜嘉德的称赞，比比皆是。大家公认，杜嘉德是一位“智慧、慷慨、善良和有技巧”的人。另一位传教士写道：“（杜嘉德）他的性格中最令人愉快的是他乐于助人、尤其是帮助年轻人的品德。他常常用祝福和鼓励的话来激励年轻人，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书籍，耐心向他们解释困难之处，并帮他们解决问题。”
后来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优秀的品质，杜嘉德最终成为不同教派大联合的“中国宣教大会”的欧洲主席（A President of Chinese Missionary Conference）[26]。
艰难的传道
与其他一些来厦门之前专门学习过闽南方言的传教士不同，杜嘉德刚到厦门时，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障碍。1855年10月1日，在从厦门发出的一封信中，他略带尴尬地承认：“我已经参加过好几次用华语举行的公开礼拜，我现在能听懂一点点了，虽然也只有一点点。”除了语言之外，他和他的传教士同伴，还要努力克服在中国面临的重重困难：愚昧、肮脏、落后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鸦片、小脚、多神偶像崇拜的信仰传统、对女性的压迫和蔑视、来自官府的残酷镇压，以及东西方间巨大的文化差异……
虽说困难重重，但在厦门的其他新教教派，已经渐渐打开局面。尤其是美国归正教会（The Reformed [Dutch] Church in America），开始步入飞速发展时期。1856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建起第一座教堂“新街仔”（Sinkoea）教堂，这是国内第一座专为中国人礼拜而建的教堂。其后，1863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的第二座教堂“竹树脚”（Tekchiukha），在本土牧师叶汉章（Pastor Iap Han-chiong）的主持下建成。据1860年统计，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有传教点3处、男传教士5人、女传教士2人，共有教徒229人。
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传教事业，在宾威廉牧师（Rev. William C. Burns）等人努力下，也在一点一点发展。从1851年第一个小礼拜堂在厦门建起之后，1854年，发展了最初2名教徒：陈泉（音，Cheng-Choan）原来是位算命先生，铁泉（音，Tiek Choan）原来是名士兵。随后，宾威廉牧师将目光投向厦门西边、距离厦门20英里远的白沙（Pechuia，今漳州龙海港尾镇白沙村），努力在乡镇集市的人流中培养信众——这一切，都在杜嘉德抵达厦门前发生。
杜嘉德也把传道的努力投向白沙。1856年7月25日，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描述了一段遇险经历：
我亲爱的母亲：你一定记得我的上一封信里描述的一场短暂而狂暴的台风。它发生在6月16日清晨。狂风暴雨最猛烈的时候，我们的船，正抛锚在白沙下游、南溪上的一个小河湾里。我把自己蜷成一团，尽量舒服地躺在舱底。福音船被锚牢牢固定，船舱也还算安全，但是风雨却把大量的水灌进舱内。彼时，狂风如暴，大雨如注，我只能将我的心，托付给掌管着惊涛骇浪的上帝……
辛勤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1857年，一个宽敞的小礼拜堂在白沙建成，教徒日渐增多。但挑战接踵而至。1858年10月起，用杜嘉德的说法，“上帝之手，决定用疾病、死亡和迫害，来考验白沙本地的教徒”。一名教徒因吸食鸦片而被停职，第二个人因崇拜偶像遭到同样处分，第三个人干脆背叛了教会。此外，至少还有9名白沙教徒，因遭受迫害，不得不迁居外地。年轻的杜嘉德，既伤心又沮丧。幸好，宾威廉牧师及时从汕头赶回，帮助杜嘉德渡过了这个难关。
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传教事业的开拓者
在传教过程中，杜嘉德敏锐地注意到，台湾居民，多由大陆迁居而来，与闽南人说着同一种语言。他还注意到，大陆信徒中，也开始有人移居台湾。从1860年起，杜嘉德即致力于台湾传教事业的开拓。1860年9月，杜嘉德与英国长老会驻汕头的马牧师（Rev. H. L. Mackenzie），最早到台湾访问，先后到淡水、艋舺（今台北万华区）等地宣传福音，并分发《圣经》及基督教文书。
1865年，杜嘉德与英国长老会牧师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再次访问台湾，并且在那里呆了4个月，努力打开传教局面。马雅各还带来3位华人助手：陈子路、黄嘉智、吴文水。随后，马雅各成为第一位派驻台湾的牧师，台湾传教事业也于1868年正式展开。
《厦英方言字典》
早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求学期间，杜嘉德已经熟练掌握希伯来语、希腊语、古典英语、现代英语和汉语（普通话）。他父亲对他提出更高要求，希望他能将各个语言之间融汇贯通。这无疑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汉语专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1870年6月29日，杜嘉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六年半有余了，我的身体一直健康如常。在此，我要请你原谅我的信只有草草几个字，因为我正在忙于我的那部会话字典，希望弄得像样一点再抄写，然后回家时排版付印。我盼望用整个月的时间和你在艾尔（Ayr）致力于把这部书抄写出来以便印刷，只是我必须在离开厦门之前把这个卷册写好，因为每句短语都要经过至少两位老师的审定。（何丙仲先生译文）
信里说的，是杜嘉德正在从事的一项堪称伟大的工作：编撰《厦英方言字典》。
很难想象，刚到厦门时，仅仅“能听懂一点点”闽南话的杜嘉德，在短短18年后，竟能编出一本闽南话字典。《杜嘉德纪念集》（Memorials of Douglas Carstairs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t Amoy, China）中说，为了这项工作，杜嘉德几乎牺牲了所有周末，他尽量利用每一个空闲时间，他每天至少为此工作8小时以上。
1873年，一部厚达612页、杜嘉德编撰的《厦英方言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在伦敦出版。杜晓萍的博士论文中说：“全书收录闽南方言四万余言，以厦门音为标准。全书无一汉字，正文所收字词以字母注意，英文释义。其它闽南方言与厦门腔发音不同的，也尽量列入。”另有学者指出，出版当年，台北古亭书局随即翻印，“1899 年再版，20 年后巴克礼( Thomas Barclay) 牧师在此基础上作《厦英大辞典补编》，192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正是因为这部字典的出版，杜嘉德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LL.D.）学位。一部字典，就是一扇窗口——语言的窗口，宗教的窗口，文化的窗口。窗外的人可以看进来，窗内的人也可以看出去。对于字典编撰者，应该给予应有的尊敬。
音乐家杜嘉德
杜嘉德的确精力充沛。
早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杜嘉德就系统学习过音乐。在爱丁堡时，他还参加过一个教堂唱诗班。他会拉六角手风琴。在哈克利（Mr. Hakley）先生等人帮助下，他不仅掌握了正确的演唱方法，而且学会如何组织、训练一支最佳教会合唱团[46]。
到厦门之后，杜嘉德充分发挥了他的音乐特长。
学者宫宏宇先生指出：“中外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 Mateer，1837-1898）的《西国乐法启蒙》（后改名《圣诗谱》）是继《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续编》之后又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洋乐理的著作。但有证据表明，在1872年《西国乐法启蒙》刊行之前，英国长老会的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的《养心诗调》（1868）、《乐法启蒙》（1869）、《乐理颇晰》（1870）及《西国乐法》（1870？）已在厦门用文言文出版……杜嘉德乐书所传入的西方乐理知识，有首调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也有固定调的普通五线谱。”宫先生并评论说：“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在内容上虽然没有像《西国乐法启蒙》和《小诗谱》那样对诸如音阶、节奏、节拍、音程、调式调性、转调、歌唱方法、演唱处理等进行详尽的解说，但在当时来讲，它所传授的现代乐理知识仍然是国人所不熟悉的……他和狄就烈和李提摩太夫妇等相似，在注重音乐的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同时，也力求提高中国民众的音乐素质……杜嘉德尽管没有进行过赞美诗中国化的尝试，但在他的乐理书系列中也看不出有任何排斥中国音乐文化的意向。这在19世纪中叶来华西方传教士中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国宣教大会”的欧洲主席
闽南新教各教派间的合作，在基督教传教史上首开先河。早在1862年，美国归正教会和英国长老会，就在厦门举行会议，决定联合成立闽南基督教漳泉长老大会，并推举归正教会传教士打马字（G.V.N. Talmage）为会正，开展联合传教。
循着这种教派间合作的思路，1877年5月，在中国传教的所有新教教派，在上海举行“第一次赴华传教士大会”（Chinese Missionary Conference），是世界基督教传教史上的大事之一。由来自英国、爱尔兰、欧洲大陆、美国和加拿大等30个国家的超过100名的代表出席大会，代表了在中国传教的285个传教团、307名传教士。大会选举出2位主席，负责协调各教派间传教活动。一位是“中国宣教大会”美国主席尼尔森博士（Dr. Nelson），另一位，就是“中国宣教大会”欧洲主席——杜嘉德。
去世与墓地
遗憾的是，走上人生巅峰仅仅2个月后，1877年7月26日，因罹患霍乱，一向身体健康的杜嘉德，竟然在得病的12小时后，就在厦门他自己的住所内，猝然离世。死后，他被葬在鼓浪屿的传教士公墓内。
1878年，英国人赫伯特·翟里思（He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一本《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gsu）。书中，他遗憾地写道：“传教士公墓隐蔽在黄氏宗祠后面的一个静静的角落，宗祠前面的路边立着一座年代为1610年的墓碑。一位高尚卓越的人——著名的《厦门方言中英文字典》（即《厦英方言字典》）的编纂者杜嘉德牧师的遗体也埋葬在那儿。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建立墓碑。”（何丙仲先生译文）（2015年1月14日星期三11时26分）
注：本文经黄绍坚教授许可发出.
原本选自《黄绍坚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ngshao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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