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杂日本成立创造社，它很快就成为对当时青年影响最大的社团组织。他们提倡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以对抗当时《小说月报》的写实和人道主义。
中国人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有偏差，故浪漫的时候往往容易变成狂放；唯美也非以真正的美为基础，容易变成为感情而放纵艺术。我们知道浪漫主义是伴随着法国大革命而成长起来的，故浪漫总是带有革命式的幻想，故年轻人特别容易在情感上被卷入其中。
创造社最早的作品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女神》出版后立刻引起社会注意的是作者本人大胆的风格。作者使用中国和西方的神话，加上现代科学中的术语，模仿的是雪莱和惠特曼。雄浑但缺乏真挚的情感，节奏处理也有失妥当，惊叹句子的滥用，相比作者后期运用传统的节奏和情感，至少可以朗朗可诵。
《三个叛逆的女性》不顾中国古代的社会情形，虽没有存心写喜剧，但结果却成了笑料的源泉。后来，创造社原有的唯美主义的东西也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马的东西，像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
在郭沫若给成仿吾的书信中，郭认为“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罢。”他说：“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今日的文学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文艺是宣传的利器，我彷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
作家应该关注现实，不能躲在象牙塔里面，但作家亦有不变之东西，即便现实腐化亦不改变，而依然能发展取得成就。郁达夫的作品让当时的青年看的如痴如醉，但道德家却大为光火，认为那种颓废的东西正在败坏人心。
郁达夫敢用笔暴露自己的弱点，这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后也有人去尝试，但很少能有郁达夫认真老实的态度。后来，郁达夫不太热心新世界的理想，和很多创造社的晚辈们发生不愉快的争执，并且和郭沫若也产生了分歧。于是，他选择退出创造社，暂时和鲁迅先生合作。
郁达夫也是左翼联盟的创立者之一，不过他也受不了团队的压力和宣传的任务，不久就离开了这个组织，进入林语堂、周作人的圈子，当时他们二人正在提倡文学属于个人的文学，比较适合郁达夫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