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纪念的与中国有关的瑞典人
若说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瑞典人，我们马上就会想起那发明炸药的，设立各种驰誉世界奖项的诺贝尔。因为诺贝尔的奖项，常常激起我们一些中国人甚至不能自由言说的意外波澜。因着诺贝尔奖的缘故，我们对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有较多的关注。因此之故，与诺贝尔文学评奖有关的一位人物，即在一九四九年那个扰攘多事的年份，在峨眉山下研究四川方言特别是乐山方言的马悦然，一般中国人所知较多。马悦然与诸多当代中国作家颇多往来，其中与流沙河师的往来，我曾在吾师家中亲聆其转述，印象不浅。
当然亲聆转述之前，我早已读过马悦然不少作品，如《另一种乡愁》，特别是《我的老师高本汉：另一位学者的肖像》，留下的印象尤深。因为此前曾读过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国语与中国文》等书，更兼研究汉语的中国大家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等人，都在自家的著述中时有齿及。高本汉对中古与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研究，在这个领域，应算是有发轫之功，虽然后来的研究总有胜前人之处，总是留下令我佩服的记忆。
至于为中国新时器时代考古有开创之功，以及持“文化西来说”的安特生——当然他一些研究受到彼时考古学家李济的批评——也是民国时期研究中国考古值得注意的人物。而六十年代初曾留学中国的林西莉，其后来所著《汉字王国》、《古琴》等书也颇可一读。关于这方面特别瑞典的汉学研究，截至目前为止，在一定程度上集成性贡献的，当属学者张静河所著的《瑞典汉学史》。而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对话》（21辑）也对三百年来中瑞文化交流，多有发覆之处，但其中也有不无遗憾的缺漏之处。
是什么遗憾呢？是瑞典传教士于中国所传之福音，所做各样的事工缺少相应的研究。瑞典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海外传教士来中国的大潮中，当属晚来者——如瑞华差会所差派者符恺励1887年3月14日始踏上中国的土地，应算是瑞典在中国传教之始，准确地说那时瑞华差会尚未成立——况且他们来的人当中，也没有人特别地记录下自己的历史，更缺少像李提摩太一样出名的热衷于社会改良、社会福音的人士。所以就连对中国教会史有研究的人中，对包括瑞华差会在内的北欧三国——挪威、瑞典、丹麦——差会所做的一切，所知者都不多。如汤清与赖德烈的著述中，涉及较少，更不用说其他人的著述了。
当然对此局面，近两年来似有所改观。如对丹麦路德宗在东北特别是在安东（丹东）的传教历史与人物颇有研究的鸿路兄所写的《丹麦人在安东》，内容详实，史料多为第一手资料，可谓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因此我曾写了篇万字长文《卌年结撰百年史：<丹麦人在安东>述评》来言说此事。可惜这书也只能在台出版，国内所知者不多。
不特如此，还由于四年前阅读并分享刘洪弟兄所译的利德贝克《我的祖父在中国》，对瑞华差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并顺藤摸瓜，于今读到了《爱与中国同在：1887—1912年瑞华差会在华工作25年回顾》，这是少有的译为中文的第一手差会史料，和林美枚三本差会差传研究——《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1835—1900）》、《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信心差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连在一起来看，对中国教会史乃至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有相当的补充和更新作用。
译者刘洪对《爱与中国同在》，与他所译的《我的祖父在中国》一样，同样耗费了不小的心力。尤其是前书还保留着瑞典原文（彼时的瑞典文竟与今瑞典文已有不小的差异），我想大部分中国读者虽然不懂，但对于史料的真实性来说，却有相当的保存之功。其中他译此书时所做的一系列考索，包括对这本书的作者之考索的说明，在在表明他的仔细与认真，最后他得出本书作者为符恺励、约翰.林曼，因为原书的著者只标了“瑞华差会”。再者他对原书用当地方言所记录的传教所涉的地名，所费心力，尤其是对我们了解晋、陕、豫三地交界处的传教史，有极大的帮助。这实在践行了“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的圣言。
而晋、陕、豫这个交叉地带，是中国上古文化夏商周三朝的交叉重叠地带，在这样的历史上，接上福音的更新，自有其特别的意义。当然他也有尚有不能解决的疑问，如书中所提到的中国著名的布道家，他说“李医生的全名和主要事迹尚未查到”（P172）。我查阅相关资料，及就我所读过的教会史书籍的知识谱系，及相关脉络来看，应该是李叔青医生。关于李医生，史学家吴秀良早有专书《李叔青医生》为这位布道家做传，也是颇可一读的著作。
现将今晚分享的《爱与中国同在》的提纲
一：译者的注释、知识链接、图片排列评价
二：符恺励对瑞会差会的关键影响
三：中国内地会与瑞华差会的关系
四：席胜魔及中国众信徒
五：非常时期的逼迫与保护
六：教会的“三自”——自传、自治、自立
2024年5月13日下午匆匆草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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