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路易·克里蒂安（Jean-Louis Chrétien）周五上午9点28分去世，享年66岁。鲜为人知的是，相比于光亮，他更喜欢幽暗。尽管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他还是躲避自己的形象。原则上，他拒绝接受那些由良好的媒体资源所构建起来的虚假声名。这位哲学家和诗人，他想成为一个无需为抛头露面而担心的人。现在，既然他的身体已经消亡，其中曾栖居的灵魂的崇高可以依照它的秩序显露出来，这就使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明显事实：他是他这一代人当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952年7月24日，让-路易·克里蒂安出生于巴黎。在查理曼中学学习后，他在亨利四世中学上了高等院校预科班。在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1972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74年）后，数年间，他先后在马孔省（Mâcon）和维勒省（Vire）担任中学教师。返回巴黎之后，1977年至1980年，他曾接受泰尔基金会（la fondation Thiers）的资助，当时的基金会位于Chancelier-Adenauer广场的Porte Dauphine大楼。随后，他在克雷泰伊大学（Université de Créteil，巴黎十二大）获得教职，再后来在索邦被授予晚期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教授的教席，并一直执教到去年（2018年）才退休。
人的言语（L’humaine parole）
如果说海德格尔（Heidegger）开阔了克里蒂安的视野，使他更接近希腊的源头，那么，决定他天职的还是他与哲学家亨利･马尔蒂尼（Henri Maldiney）的会面。天职的萌发发生得很早；在高山草场上，克里蒂安和马尔蒂尼就住在相邻的两幢小木屋里。少年克里蒂安喜欢跟着马尔蒂尼在山里出游远足。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由于是联结在智力上和在人性深处而显得尤为牢固。后来，他在求学期间遇到了弗拉基米尔･扬克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后者希望看到他写出关于普罗提诺（Plotin）的著作，因为扬克列维奇自己没有足够时间写一本这样的书。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新柏拉图主义一直维持着对他的吸引力，把他引向古代晚期的哲学和基督信仰的源头。皈依是一个在隐秘的内心中发生的奥迹。事实上，让-路易·克里蒂安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基督徒，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对儿子成为基督徒的想法充满敌意。克里蒂安是在那个许多人失去信仰的年龄，也就是25岁到28岁之间，接受洗礼的。他加入了天主教会，并一直忠诚于教会，直到离开人世。他的整个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打上了信仰的印记，这大概要归功于信仰本身具有的整全性。尽管他能够投身于多元化的写作领域（哲学、文学、诗歌、神学），然而，天主圣言（la Parole divine）却一直是引导他对人类语言（l’humaine parole）的领会从未停歇过的定向。
让-路易·克里蒂安留下了三十多部作品，其中包括：《美的恐惧》（l’Effroi du beau）、《呼声与回应》（l’Appel et la Réponse）、《赤裸的声音》（la Voix nue）、《肉搏》（Corps à corps）、《来自疲乏》（De la fatigue）、《宽泛的喜悦》（la Joie spacieuse）……其中许多作品都在《解放》（Libération）报刊的专栏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我们看来，媒体最崇高的使命莫过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将一种伟岸的思想向世界呈现出来——尽管我们希望这一时机能来临得尽可能晚一些。这种思想本身并不需要借助媒体来成就其伟岸，因而它从不亏欠媒体什么，反而是媒体应当默默地感谢它。对于他所肩负的使命、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写作来说，孤独是必要的，沉默是不可或缺的。而后，他才能从他的话语（une parole selon lui）里向我们言说（dire quelque chose）。
在他的思想旅途中，有些作家无疑是决定性的：海德格尔、柏拉图（Platon）、圣奥斯定（Saint Augustin）。但作为一个不知疲倦的学者，他从我们遗忘的记忆深处重新唤起的全都是古代的人文学者。他的声音就是殷勤好客本身。他的声音鲜活地迎接了无数我们已经再次遮蔽了的声音，如果没有他，我们可能就听不到了，然而，他独自一人，继续为我们自己的话语（notre propre parole）给予意义和重要性。这意味着，让-路易·克里蒂安的工作也是对共同事业（œuvre commune）的献身，他作为作家的工作与作为教师的工作很难割裂开来，因为他的工作始终是并行不悖的。
悲伤是一剂迷幻，需要原谅那些令人泪流满面的记忆，它们帮助我重拾一度迷失的前进航向，因为有些人曾经失去作为自己存在的保障。由于他是如此地卓尔不群，所有的赞誉都贫乏无力。受到太多赞美的人，将在他的一生中感到不快，但今天他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做。仅仅说他躲避世俗不够恰当，而应该说世俗之物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坐在咖啡馆或者去电影院的次数，两只手的手指都能数得过来。他只喜欢一对一的倾心交谈，甚至几乎认为，如果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的话，就不免有一个是多余的。直到最近，他依然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当不在家中招待朋友的时候，他会在晚上看小说，这让他从白天的艰涩阅读中解脱出来。除了去过一次英国、一次波兰，最后是一次去了突尼斯之外，他没有其他旅行。这是因为他通过读书来“行万里路”。他觉得，虽然许多人要去别的地方游览观看，但只要有一双好的眼睛，不出茅庐亦可知天下事。来自各方面的邀请，每次都被他婉言谢绝。他的生活不得不在巴黎和迪耶普（Dieppe）之间来回，在迪耶普他有自己的第二个住处。最后，他一直没有电脑，用的是硬皮的笔记本，他用他那细腻严密的字迹，把右边的页面完全写满，左边的页面留着空白，以便作可能的补充。稿件完成后，他就会拿出一台旧的打字机，打出一份排版稿，以这种形式寄给出版社。
他总是穿着相同风格的衣服，唯一的装扮是他出门时会戴上一顶帽子。当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古怪的。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是如此漠视那些与灵性层面无关的东西，在他看来，自己的身体似乎除了灵性之外便一无所有。他常常显得不修边幅，遗憾的是我惊讶于有人对此发笑；然而，只要他们稍稍接近他，他的优雅就足以使那些人望而却步。他是羞怯的，他也能使人羞怯；他往往是严苛的，他对自己尤为严苛；幽默、狡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如此，但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没有陷入纷争，在他面前，连恶人都沉默了。
对外在世界的诱惑无懈可击（Invulnérable aux sirènes du dehors）
让-路易·克里蒂安很像柏拉图口中的森林之神马西亚斯（satyre Marsyas），他的内心充满了神的肖像。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口吃，也许初闻就会得罪听众；但当倾听他的时候，人们很快就发现，包裹在词语的宝匣中，那是闻所未闻的言语。他的学生并没有搞错。他戴着眼镜和帽子，但人们知道他已经2500岁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活生生的现代苏格拉底。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似乎已经融为一体。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这两者之间的共鸣。他最后出版的书是《脆弱性》（Fragilité, Minuit, 2017）。对外在迷人事物——金钱和名誉——的诱惑，他身体结实，健步如飞，他的脆弱性在他体内。在写最后一本书时，他没有意识到疾病已经在吞噬着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即将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只有一个结论：缺席（Absence）。缺席，他并不知道，当子夜出版社发行这本书时，公众的表现将会怎样。在亲友的记忆中，以及透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可以确保，就像我们临在于他面前一样，唯一重要的是，面对精神，时间并不能将之侵蚀。
COMMUNIO
文字丨郑彦博＆王力子
编辑丨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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