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夏天，我对父亲做了一个多月访谈，他把自己的坎坷一生全部倾倒出来。其中，他对“文革”的追忆颇有历史价值。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管窥由北京发端的“文革”巨浪是如何冲击南方的一个小山城，那一代年轻人的命运是如何一夜间急转直下，个人在政治的旋涡中是如何身不由己。历史不能被遗忘。以下节选父亲的口述史片段与读者分享。
2016年夏天，我对父亲进行访谈。
夏日的微风刮过竹林，竹叶发出“沙沙”的声音。梧桐树上的知了扯着嗓子鸣叫。15岁的父亲，左手拎着一床旧棉絮，右手拿着一个袋子，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几本书。
他回头看了一眼学校的布告栏，上面贴着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写着：打倒走资派刘少奇！打倒邢桂山校长！
那是1966年。“文革”爆发了，父亲所在的福建省屏南县第一中学，红卫兵把校园搅得天翻地覆，所有的课都停了。奶奶从乡下跑到县城，把正在读初一的父亲叫回去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校园，回到了家乡，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小山村。
50年后，201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家乡过暑假。在门前河水的呜咽声中，在厅前兰花的幽香里，65岁的父亲追忆了那段疯狂的岁月。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很快，学校一个叫吴某的高中生刷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说邢桂山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权派，应该被打倒。大家感到很新奇，都围过去看。因为在很多人心中，校长是一个大官，恨不得巴结讨好他，怎么能写大字报批判他呢？
我感觉这个世界和以往不一样了，天天往图书馆跑，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有什么新的社论。忘了是哪天，我看到社论批判吴晗、邓拓，同时还提到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小将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即使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难免的。
当时在我们心中，毛主席简直就是神，他说的话、做的事绝对错不了，谁也不能反对他。老师上课时也是这么说的。记得上小学时，有个同学出于好玩，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了一行“毛主席死了”，后来全校调查了好长时间，抓到了这个同学，勒令退学。
学校开始进入“文革”状态，学生们很兴奋，根本无心上课。母亲听说了学校的情景，怕我出事，想把我叫回去。同村两个读高中的孩子告诉她，人民日报社论都支持“文革”了，这事错不了。她这才放心地让我留下。
我也投入火热的革命中。7月，我看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大意是，有些地方之所以“文革”发动不起来，是因为背后有鬼。我们不能怕鬼，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了很兴奋，刷出了全校第二张大字报，主题是“不能怕鬼”，然后引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的一些话，自己再发挥一点，鼓动大家再大胆一点。
大字报一共两张，贴在教学楼后面的墙上，很多人过来围观，还在上面签名。在15岁的我看来，毛主席的话都是对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是代表毛主席的，上面登的东西肯定没错，我们必须要照办。回头想想，这种“洗脑”有多可怕！
当时俞某是屏南县宣传部部长，也是“文革”工作队队长。他看了我的大字报后，让人抄下来，准备印刷一批下发全县。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笑）
很快，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那时开始，学校开始乱了。老师和学生的身份似乎颠倒过来，老师对学生很谦卑，而学生对老师很嚣张。每天上课，老师一进教室，就低眉顺眼地说自己水平有限，如果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包涵多指教。即便学生在课堂上捣乱，他也不敢吭气。
而学生，动不动就把老师揪出来批斗。当时学校要盖修的教学楼，学生就把老师拉到那里挖土，自己在旁边当监工。
平时对学生进行变相体罚、态度比较凶的老师，以及学生看不惯的老师都遭殃了，红卫兵加倍批斗他们。我的生理老师是个女的，教到“人体结构”那一课时，她说，如果你们抱着科学的态度，我可以脱光衣服给你们上课，让你们了解一下人体结构。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世骇俗的。“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以侮辱学生为由，批斗她。
有的老师喜欢培养学习好的学生，红卫兵就说他培养“白专”（与之相对的词是“又红又专”）学生，批斗他；一个数学老师长得很斯文，文质彬彬的，红卫兵看不顺眼，就说他是资本主义分子，也批斗他。
每次批斗老师的流程是，红卫兵冲到老师家中，把他们揪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前面挂个牌子，上面写：资产阶级走狗等等，然后押着到处游街或者押到台上。整个过程，老师必须要低着头，如果不小心抬头，就被红卫兵按下去，甚至要挨打。听说校长邢桂山被高中部的学生用木棍打，但我没有亲眼看到。
学校乱套了，没有人来上课。学生三五成群，有的写大字报，有的批斗老师，有的在演讲，很少有人不被卷进去的。但也有几个头脑冷静的同学，他们躲起来读自己的书，不参与政治。黄建磐就是其中一个。他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数学家。他一直是屏南一中的传奇人物。
我的任务是写大字报。那时毛笔和纸都不要钱，可以到学校领。我一开始不敢写，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够好，后来因为一直写，就不害怕了，抓起毛笔或扫把就写，想到哪写到哪。前后写了半年，我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候练出来的。
记忆中，那时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似乎整个学校都被大字报淹没了。如果批斗哪个老师，大字报就贴到他的家或者办公室门口。
那时我年轻无畏，什么都敢写，只要灵感一来，抓起毛笔就唰唰地写。一次，教地理的余老师的儿子和另外一个绰号叫“阿梦弟”的学生打架，余老师介入，父子上阵，最后还是被“阿梦弟”打得落荒而逃。我在现场观战后，回家写了一张“余锋父子力战阿梦弟”的大字报，活灵活现描绘了他们交战的三个回合。大字报贴出后，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余老师也去看了，一脸无奈。
1986年，我女儿也上了屏南一中，余老师是初一年段的段长，还教我女儿地理。我送女儿上学时见到他，他老了很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叫他“余老师”，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我想起以前写大字报的情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但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说什么，他第二年就患病去世了。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宣布成立“文革小组”，这意味着“文革”在全国铺开了。听说福州已经发动起来了，叶飞（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文革”开始后，被诬为“福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冲击和监禁）已经被批斗。消息传到屏南，大家热血沸腾——省城都开始了，我们还等什么！
工人也开始造反了。农具厂、建筑社、农场成立野战司令部（简称“野司”），红卫兵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干部子弟成立的屏南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屏”），它是保皇派；另一派是平民子弟成立的新屏造反司令部（简称“新屏”），是造反派。两派是对立的，工人多数是造反派。
“新屏”人数多，势力大，所以就围攻了县委。那天早上，大概有三四百个学生围在县委门口，红卫兵头目冲到县委办公室，说要找领导。县里领导早就躲起来了。办公室主任很紧张，请我们到食堂吃饭，有粥和花生米，看上去挺好吃的。但红卫兵们不为之所动，还是坚持要领导出来对话。等了半天，领导还是没出来，有人开始翻砸办公室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有的当场写大字报，到处贴，还喊口号：打倒某某某，群情激愤。等了半天，领导还是没出来，大家只好散去了。
次日有传言说县委通知了公安局，围攻县委的学生都上了黑名单。大家很生气，写了大字报贴在街上，号召大家起来保护革命小将。
我也拿了一脸盆墨汁和一把毛笔，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十五个为什么”，具体内容现在忘了，大意是说县委领导心里有鬼，所以才不敢接见革命小将。
县城开始乱起来了。“红屏”和“新屏”见面就要吵架，有时甚至打起来。在路上见面打，在食堂见面也要打。因为要动用武力，所以那些身体强壮、个性张扬、擅长打架的同学特别受到推崇，而那些为了革命与父母划清界限的同学更是让我们佩服。
记得有个女孩叫王榕，她参加造反派“新屏”，父亲是县武装部部长王某某。她穿着绿色军装，扎着皮带，一上台，就激烈地控诉父亲生活如如何腐败，发誓要跟他划清界限。她一边说，一边喊口号：打倒王某某！大家在台下用赞赏的眼光看着她，觉得她很了不起，居然敢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
当时，有的夫妻因为分属两派，最后导致离婚。有的兄弟派别不同，反目成仇。可以说，社会四分五裂的，乱了套了，学生不像学生，工人不像工人，老师不像老师。大家三五成群，写大字报、辩论、打架，其他正事都不干了。
过了一段时间，屏南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回来了，组织了扶贫联络站，全面推动“文革”。其中从北京回来的学生信息特别灵通，经常告诉我们江青说什么了，张春桥说什么了。我们听了，觉得很过瘾。
不过这个阶段基本还是文斗，武斗还没开始。不久，一个在武汉某大学教书的陈教授回到屏南，他在十字路口的台上大讲外地“文革”的进展情况，台下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我挤不进去，只好站在外围听。陈教授说，外地已经开始批斗高级别的干部了，屏南怎么还没动静？大家听了，倍受鼓舞，摩拳擦掌。当时我想，这么有学问的教授都出来革命了，跟着他肯定没错！
接下来，县城更乱了。红卫兵无所顾忌，说要去砸烂公检法。高中部的学生还想去没收公安局的枪支，后来中央下了一个文件，禁止这种行为，他们这才罢休。当时红卫兵还冲击了好几次县委，但由于公安局的保护，无法接触到县委领导。听说外地有些地方为了保护县委领导，假装把他们投进牢里，让红卫兵无法接触到他们。
可以说，当时政府机关基本瘫痪了，只有一两个干部值班。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躲起来了。
街上天天都有不同的大字报刷出来，路过的群众都在仰头看大字报。不同的派别经常吵架、打架。经济很萧条，只有国营的店还开门，其它小店基本都关门了。
那时完全是政治挂帅，只要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工人可以不干活，学生可以不学习，没有人敢管。家庭成员争吵不是因为家庭琐事，而是因为派别不同、思想不同。整个社会都乱哄哄的，陷入无序状态。
“文革”中，如果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就会很吃香。我的养父是中农，但是我生父是地主成分，所以我要小心翼翼地隐瞒身份。好在那时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身世，都认为我是中农身份，所以情况还好。
彭某是高一学生，他想组织一个成分是干部子弟的红卫兵组织。他觉得我表现好，又是中农，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问我参不参加。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排斥我，但最后还是没有参加，而是与高中部的黄某、薛某等四人共同成立一个“毛泽东红卫兵”组织。我们招了三十多个人进来，算是人数比较多的派别。学校当时有二三十个这样的红卫兵派别，最后都分属“红屏”和“新屏”两派。
当时学生都很相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宣传，听说资产阶级要复辟、剥削阶级要卷土重来，感到很可怕。而且毛主席说了，事关国家变色，百万人头即将落地，我们觉得保卫毛主席是很光荣的事情，愿意舍身赴死。读书的事情，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回头想想，觉得我们这代人真是生不逢时，那么好的青春时光，居然浪费在政治运动中了。如果能上大学该有多好，不但自己会变得聪明，而且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因此受益。
可是在那样疯狂的社会，强大的宣传机器天天洗脑，我们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脑袋都长在别人身上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太遗憾了！
好笑的是，当时自称有点知识的学生都很疯狂，对“文革”几乎没有不同的意见，反而农民很清醒，用常识判断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养父没读过书，但他却私底下对我说，干部被批斗，生产没人抓，老师被批斗，学生没人教，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事，这个社会太不像话了！
这个阶段持续了半年多。1967年，江青在武汉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全国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武斗更激烈了，局面非常混乱。屏南也是如此。保皇派“红屏”和造反派“新屏”经常打架，听说还死了一个人。最后“新屏”战败，退到了双溪镇。
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母亲跑到县城，说父亲清理垃圾时脚底被钉子扎了，溃烂了很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柴都烧光了。她让我辍学，回家干活。
当时学校基本停课了，留下来没有太大意义。我拿了被子、几本书和几件衣服，就回乡下老家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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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