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我突然想起了梁小斌的那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而在此之前，我清楚记得的，是杜拉斯小说《情人》里的那段话：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现在我是来特意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候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那一天，女主角遭遇的，是爱情。
恍惚之间，一个男人正在缓缓走来，他的面容，他的目光，让人意乱神迷。
我也曾有过作家梦，所以我依稀还记得这个法国作家，尤其是王小波推崇的翻译家王道乾的译作。
我不是个热衷于政治的人，对于权力场的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常常心生厌恶。对于宏大的历史叙事、高扬的国家民族主义，我总是保持格外的戒心。
那一天，有时令人迷茫，不知所措，有时令人恐惧，恍同世界末日。
而有时，那一天又会云开雾散，彷佛世界新生。
1
那一天，是1931年5月4日，苏联大地尚是春寒料峭。
叶夫多基娅带着3个孩子，她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流放去遥远的西伯利亚。
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
而在此之前，叶夫多基娅的丈夫尼古拉被逮捕，因为“恐怖主义的意图”被政治警察法庭判刑三年。
几十年后，叶夫多基娅的女儿回忆里，依然是一幅悲惨的场景：
“我记得像灰墙一般的沉默人群，看着我们走向大车，伫立不动，一声不吭……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我记得站列两旁的人群的面孔，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们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排成一条线的士兵。他们心存恐惧。”
叶夫多基娅和3个孩子离开家乡，先是步行56公里，去了最近的火车站。
然后被装上运牛的车厢，经过历时6个星期的旅程，到了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
那是专为“富农”设立的“特殊聚居地”。自1931年起，“特殊聚居地”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管辖。
放眼望去，只有一片旷野。周围树立的，是高高的铁丝网。
那里就是他们的家。
人们自己搭建房屋，或者挖穴而居，或者住进废弃的教堂、牛棚、谷仓。没有正常的厕所和盥洗设备，7000人，只有一个厨房。
饥饿、疾病、迫害、死亡，司空见惯，与“富农”们如影随形。
2
叶夫多基娅和孩子之所以遭遇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被指控为令人恐怖的“富农”。
苏联共产党说，要对“富农开展残酷斗争”。
在培训者眼里，“富农”被宣传为“寄生虫”、“吸血鬼”，是“人民公敌”，被视为“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
“富农”，已经沦为令人不齿的“贱民”。
好多地方发生农民暴动。可很多事件是警方故意挑起的，目的是“引蛇出洞”，找到镇压的把柄。
从1929年到1933年，被赶出家园的“富农”超过1000万。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惨绝人寰的悲剧。
而“富农”身份的确定，有很大的随机性。
在有些农村，农民举行村民大会，选择谁是“富农”。
而有的地方，“富农”则是直接通过抽签选出。
很多农民反对集体农庄，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如今被捆绑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遭受国家的剥削。
反对者遭受的，是残酷无情的镇压。
1930年是一个丰收年，而紧邻的1931年和1932年，却是糟糕的歉收年。
和很多专制国家一样，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取悦领导，从来都是虚报产量。
但苏联在1931年至1932年的粮食采购量，却是1929年和1930年两个丰收年的两倍多。
接踵而来的，就是可怕的大饥荒。
全国一半的人口，为饥荒所困。死亡人数无法计算。
因为，关于死亡人数，从来没有真实的统计数据。
饥荒肆虐，几百万人被迫逃亡。
富农或者被送到古拉格，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
饥荒迫使年轻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大批家庭解体，数百万儿童被遗弃。
孤儿们在街上游荡，在垃圾堆里翻检食物。他们或者沦为乞丐、小偷，甚至卖淫为生。不少人加入车站、繁华大街上的儿童帮派。
1935年4月，苏联颁布法律，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降为12岁。
而12岁，只是小学尚未毕业的儿童。
残暴，有时超出人的想象。
而这一切，都是在“苏维埃人民的慈父”斯大林领导下公开进行的。
3
1955年2月25日凌晨2点，卡蒂·马顿姐妹房间头顶的灯突然亮了。
秘密警察闯进家门，要搜查她们的房间。
她看见五、六个黑影站在一起。
她们的儿童房被搜查，只是因为她们父母分别是美联社、合众国际社驻匈牙利的记者。
此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克西，是苏共领袖斯大林的影子。
拉克西统治下的匈牙利，公开羡慕西方已经成为一种罪行。
任何对当局的批评人士，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一个个消失，或遭折磨，或被杀害。
在拉克西的统治下，曾经的新闻自由早已烟消云散。
匈牙利记者活得战战兢兢，噤若寒蝉。
1948年，匈牙利有65名正式的外国记者。而到了1953年，只剩下了3名。
其中两人，就是马顿夫妇。而第三人，则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唯有奉行美国生活方式，追随西方价值观的马顿夫妻，还在仗义执言，勇敢地报道匈牙利的社会真相。他们是匈牙利屈指可数的独立新闻人。
他们对匈牙利的报道，在匈牙利政权看来，“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他们成了被匈牙利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被匈牙利政府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无数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制度化的恐怖，无孔不入。
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的外交人员也被发展成为告密者，向匈牙利秘密警察提供情报。
马顿夫妇在劫难逃。
凌晨2点，安德烈·马顿被逮捕。理由是泄漏国家机密。
而所谓的“国家机密”，不过是官方的国家预算。
当隐瞒真相成为一种国家权力，公开真相就变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面对接连不断的迫害，和不断逼近的危险，1956年“匈牙利事变”期间，勇敢报道事变真相的马顿夫妇，被迫逃进美国公使馆，最后只好远走美国。
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美国，匈牙利政权也不辞劳苦，千方百计派人与他们接触，异想天开地把他们视为“告密者招募”对象。
正如马顿的女儿卡蒂·马顿所言，他们一直是自己“国家的囚徒”，直到抵达美国，事情也没有结束。
许多英雄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却在自己国家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屈服了，甚至沦为凶残的帮凶，或者无耻的政治骗子。
庆幸的是，尽管有过软弱、背叛，但马顿夫妇一直没有倒下，更没有和秘密警察同流合污。
4
那一天，是1989年11月9日，屹立28年之久的柏林墙终于开放了。
柏林墙崩塌时，维斯勒正在沉闷的地下室，重复着单调枯燥的工作—拆信。
听到柏林墙开放的消息，维斯勒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他工作了4年之久的地下室。
维斯勒，是电影《窃听风暴》里的秘密警察，属于东德10万庞大史塔西队伍（东德秘密警察）中的一员。
曾经，他像一个冷漠的国家机器配件，忠心耿耿，残酷无情，一丝不苟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折磨、摧残他手中的每一个玩物的心灵和意志，耐心地向新人传授工作秘笈。
为了实现自己的龌龊目的，上级指使维斯勒对知名作家德莱曼进行几乎无孔不入的监听。
然而，多年的监听却让维斯勒与作家的心灵贴得越来越近，唤回了维斯勒泯灭已久的良知。
他的人性开始慢慢苏醒。
为了保护作家徳莱曼，他杜撰监听报告，甚至不惜自毁前途，冒险保护作家免于拘捕。
人性苏醒的维斯勒为自己的良知付上了代价——他被贬斥到地下室，沦为一名默默无闻的拆信员。
迫害正直人士的秘密警察摇身一变，从令人战栗的魔鬼帮凶，化作社会良知的保护神。
多年后，当维斯勒走出地下室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他沉默、僵化的表情背后，究竟是兴奋、狂喜，还是心酸、痛苦和无奈？
可惜，维斯勒这样神奇的转变，只是影视剧中的场景。
在东德，维斯勒这样的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时至今日，罪恶横行的土地上，监禁、逼迫、杀害、恐怖还在不断上演。
但我们依然期盼维斯勒的出现，因为他代表着人性和良知。
罪恶也许会暂时得胜，但它终究无法阻挡光明。
我们相信，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这个世界仍然存留着光明的火种。即便邪恶最为疯狂恐怖之时，依然无法阻挡人类对自由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