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历史之毒
伍阳：最近看到一则关于许倬云先生的访谈视频，他说西方的普世真理不普世，不必崇拜欧美，应该回归到董仲舒以后中国所形成的儒家天人观、宇宙观，对此您怎么看？
萧三匝：就此而言，许倬云毫无见识。有些人半生住在西方，但从未理解西方。与日俱增的乡愁，使他们美化故国之历史与文化。许倬云既无历史感，又无现实感。如果有历史感，他就会知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在汉末就已经发展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如果有现实感，他就不会理解不了活着的中国人和世界大势。
伍阳：老师作如此评价，是否有些言重了？许倬云先生毕竟是公认的史学权威，他对历史的理解肯定有独到之处，难道他的话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萧三匝：谁说他是公认的权威？按他上面的观点，可知他既没理解西方，也没理解中国。不少研究历史的人，中了历史的毒而不自知，这毒性表现为由封闭带来的自以为是。
伍阳：老师的观点深可玩味，照常理来说，研究某一领域的人应该对该领域有着比常人更独到的见解。那么您所谓的“中了历史的毒”是什么意思？
萧三匝：打个比方，有些人泡在酸菜缸里太久了，以为自己不酸，其实已经酸臭了，而且他还会为此感到酸爽无比。不能有更高的、绝对的价值来评论历史，就不可能对历史有真正独到的见解。
我们自然不能崇拜西方，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古代中国。我以前就讲过，就文化言文化，进行所谓的文化对比，本身就是平面化思维，是根本不可能找到出路的。许倬云不过是梁漱溟的翻版，他的这套说法，实在太浅薄了。
古人就讲过，老年人戒之在得，不要以为自己啥都知道，不要认为自己有资格为未来指方向，不要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学会闭嘴是一种智慧。咱们国内有个著名的老年学者，光自传性的书都写了好几本，多次表示要告别舞台，但翻来覆去说的都是片汤话，本质上还是自恋。哪有多次告别的？不滑稽吗？
美国的那些华裔历史学家，我以为张灏高于余英时，余英时远超许倬云。张灏能认识到人性的幽暗，很了不起。余英时能通贯地理解中国历史，又有再造文明的开阔胸襟，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其实还比较“隔”，其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儒家的寄望也很理想化。许倬云最不济，他的专业是对汉代农业的研究，《万古江河》还能站在世界看中国，但他晚年的很多言论是在大踏步倒退。他对很多现实问题滔滔不绝，但他对此并无深入研究，我甚至认为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我们不要崇拜任何权威，更何况很多所谓的权威不过是纸糊的。
28.哈以冲突
伍阳：老师，如果有人想杀我，我出于正当防卫，反杀了他，我有没有罪？如果我正当防卫，使对方已无还手之力，我出于报复心理，将他杀了，我有没有罪？如果上升到一个国家又该如何？巴勒斯坦首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正当防卫进行反击，但在对方不敌的情况下，依然出于报复而导致大量平民伤亡，那么以色列是否有罪？
萧三匝：第一种情况无罪，第二种情况有罪，但基于前两种情况推不出第三种。事实上，以色列在尽量避免平民伤亡，但哈马斯躲在平民人群里，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会不得己误伤平民。如果以色列不顾及平民生死，那直接炸平加沙即可，战争还会持续到今天吗？所以从事实和逻辑两方面着眼，就能分辨哪些是被人放大、变形的新闻。
伍阳：尽管以色列或许在主观上已经尽量避免伤及无辜了，但他们的反击客观上也的确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总有一方需要为这一罪恶的后果承担责任，难道以色列能以正当防卫为由撇清所有责任吗？而且，对于那些死难者，我们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为以色列辩护，是否意味着对死难者冷漠？若非如此的话，我们该如何在现实中协调公义与同情之间的紧张关系？
萧三匝：处理哈以冲突这样复杂的现实问题，绝对不能道德理想主义爆棚，而应该回到具体的处境。当哈马斯以平民为盾牌，当部分平民甚至拥护哈马斯，当以色列人质有不少还在哈马斯手里，当哈马斯还没有放弃抵抗，当恐怖袭击的威胁尚未根除，请问，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是内塔尼亚胡，你会怎么做？战争就会有伤亡，对加沙战争而言，虽然以色列为减轻平民伤亡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具体到加沙的战争处境，不可能完全避免平民伤亡。
而且也不能说加沙平民就完全没有责任。哈马斯利用、奴役平民，奋起反抗奴役本身就是民众的责任。因此，减轻平民伤亡，一方面需要加沙平民反抗哈马斯，迫使哈马斯投降；另一方面，当然需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更加精准，后者是个军事技术问题。四川有句俗话：“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强调的是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怎么办？
伍阳：我感觉这并不仅仅是站在哪一方的问题。我承认战争是由哈马斯挑起的，以色列是自卫反击，因而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但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战争之中无辜平民的苦难。您说加沙平民有反抗奴役的责任，因此称不上完全无辜。但是那些未长大，甚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他们有何责任？所以您的观点，可不可以被视为“受害者有罪论”的翻版？
萧三匝：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反问的是，以色列军队在故意杀害加沙的孩子吗？如果只是没办法的误伤，那么你说有什么办法避免误伤？美军当年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炸的还都是平民，包括儿童，以此实现迫使日本投降，是否需要追究美军的责任？是日本军国主义应该为原子弹承担责任，还是美军？
伍阳：这种在战争中的伦理问题，确实难有定论。但是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即使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也不要丧失了同情心和良知，这同时也能够让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能在战争中保持适当的克制。否则，以色列似乎就可以直接移平巴勒斯坦，美国也可以在日本多投原子弹了。所以我的观点是，既要理解并尊重正义一方的反击策略，同时也要通过对无辜受难者的同情，呼吁强力的一方保持克制。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环境，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您是否认同我这观点？
萧三匝：你前面说的都对，可是人性本就是残缺的，谁都希望和平，但人类永远无法完全避免战争。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信仰和具体的机制建立互信，尽量减少战争，降低战争的烈度，单纯的期望是没意义的。战争，产生于共识与互信的破裂。要从根源上想办法。
伍阳：那老师有没有兴趣为人类的和平指明方向？
萧三匝：哈哈哈，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更无必要。
29.死刑问题
伍阳：特朗普就任后要大力推进死刑的执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老师是否支持废除死刑？
萧三匝：我并不主张废除死刑，因为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伍阳：可是死刑是否与“圣爱”相冲突？当与人通奸的女子即将被人用石头打死时，耶稣赦免了她。这该如何解释？
萧三匝：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你想想，为什么是基督负责末日审判？耶稣赦免通奸女子，是因为他有能力让那女子悔改，今后不再通奸。试想，末日审判时，他会如何审判通奸而不悔改的女子？
伍阳：那如果死刑犯肯悔改，是不是也可以获得赦免？
萧三匝：赦免分为两种：一种是灵魂救赎层面的；一种是人间刑法层面的。如果死刑犯真悔改，会得到救赎层面的赦免，但不应获得刑法层面的赦免。不应把属灵、属世混同。
伍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不可以恢复酷刑呢？反正属灵和属世是分开的。而且恢复酷刑还有助于杀一儆百。
萧三匝：具体量刑应该适当，你既已称此刑为“酷”，显然已属不当。
30.狐狸和刺猬
伍阳：老师把学者分成了狐狸型学者和刺猬型学者，您能说说这两种学者的不同吗？
萧三匝：西方有句谚语，“狐狸知道所有事，刺猬只知道一件事。”所以西方把学者分成狐狸、刺猬二型。前者渊博而少创见，后者从问题出发，毕生只关注自己的问题的解答。如果说钱锺书是狐狸型学者，哈耶克就是刺猬型。刺猬型学者其实是思想家，他们没兴趣、也记不住对他不重要的事。林毓生是哈耶克的学生，他就透露，哈耶克很多事都记不住，因为他认为没必要记住不该记住的。这两种类型学者都有价值，但就我偏见而言，中国当下更需要刺猬型学者。
伍阳：可能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向来推崇的是“狐狸型”学者，以渊博为风尚，而“刺猬型”学者往往被视为离经叛道。哪怕在如今，喜欢批判的学者都不太受待见。
萧三匝：对。中国文化太强调和谐了，于是反对批判、创新，最终和谐就会走向死寂。
伍阳：现代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对这种“博闻强记”的学习研究方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传统之所以崇尚渊博，是因为知识的检索非常困难，但是现在这种困难已经在迅速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在当下无论是学习和研究，都需要调整策略了。我甚至认为，未来将更加需要刺猬型的人。
萧三匝：对，知识只是工具和素材，创新才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