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朱英（1708—？），因为知名度实在是太低，所以他什么去世难以考察。他是乾隆四年（1739）进士，乾隆十九年出任毕节县令。这种级别的官员在史书上很难留下其名，更不要像毕节这样之地。
当时，清朝廷县令的薪水是45两白银，不论在哪里薪水都一样。清朝廷除了基本薪水之外，每个官员都有养廉薪，顾名思义避免官员贪污，但每个官员的养廉薪不一样，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地方养廉薪是薪水的百倍，不过最差的也有十倍。
董朱英的养廉薪是500两，这个数字在当时属于天价，因为当时北京一处四合院价格也就50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事实，即便不贪污，在好一点的地方确实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养廉薪在名义上属于官员的正常收入，但这些钱都少能进入官员的口袋，还要根据官员自身的修养来决定。
清朝廷当官的从朝廷可以领薪水（基本薪水和养廉薪），但当差朝廷不提供薪水，所以任何地方官员办事，都需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拿出一部分面当差的人提供工资。清朝庭县级别的官员配置基本上是32人，也就是说这32人都可以从朝廷领薪水，剩下的都雇佣的差役。有人说，不雇佣当差的人可以吗？绝对不行，哪怕是县令，也必须坐轿子，而且最低也需要4个人抬轿子，否则就是违反朝廷的法律。有人说假如县令穷雇不起怎么办?这种状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
清朝廷官员出行，排场一定会很大。所谓排场不仅有向上面展示自己确实花钱雇佣了差役，而且排场越大也说明在他的治理下经济状况非常好，具体经济状况好不好不重要，但排场大不大却非常重要。排场也有一定的吸引和威慑作用，让老百姓羡慕和害怕。为了有更的大排场会，官员们一般都会临时会雇佣更多的人。
当然并非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差，按照规定名声不好的人不能当差，作奸犯科者更不可能，普通老百姓也很难当差，大多数都是当地的乡绅之类。
董朱英所在的毕节县绝对是最高级别的贫困县，该县每年上交的国税只有50两。董朱英就是在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成为了官员的典范，他无偿捐款大约2000两，这都是他多年积攒下来的薪水，没有一毛属于贪污，在毕节这个穷地方盖学校兴办教育。
后来有人在《毕节县志》记载董朱英的事迹，竟被他本人要求删除，这个清朝庭最低级别的官员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为当地老百姓着想，真是历史上难得的好官。清朝乾隆统治期间，官场非常腐败，否则怎么能有中国古代第一贪官和珅呢？但即便如此，仍然有极少数人信守做官的原则，为官一方就要造福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