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曾经说过：“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这句话我深有体会，特别是2018年在成都的经历，让我更加直观的体会到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的：““什么时候公义被夺走，什么时候国家就是一大群盗匪。”（《上帝之城》IV.4 ）
那时候我看了《美国队长3》，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超级英雄因为国家制定的“超级英雄管控法规”分成了两拨，一拨要守法，一拨不承认这一法规。
刚看这部电影时，我惊讶于电影中的政府竟那般迂腐，居然害怕一群费心费力的“拯救者”，设计出一厚本条条框框，就是为了限制他们的英雄行为。
但当我看到那些带着勋章的人做坏事时，我才开始反思：那真心诚意的钢铁侠为何愿意接受这一法规？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之处，也曾遇见过许多连超级能力都无能为力的情况，更知道许多自己带来的恐怖后果是他无法挽回的，他知道自己是不够完美的，因此他才同意被管制。
当我们看《审判》这部德国电影时，我同样看到了一个形似“美国队长”的战机飞行员，坐在被告席上，一脸无辜。
我并非想说他有罪，或是觉得他可恨，只是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这个英雄形象，推脱着他所造成的后果需要承担的责任。
他当然是一个英雄，是那个足球场上六万多人的拯救者。
为了那群人，他击落了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用一百多人的命，换来了六万人的周全。
影片中处处体现着法规和正义行为的冲突，当被告开着战斗机与被劫持的客机在空中周旋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可以看到法规的约束力多么夸张。
那时政界高层一定不是闲着的，他们只是无法应对这个现实情况中出现的法律漏洞。
正因如此，这一审判的辩题便从基本的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的道德问题。
因为法律法规是基于道德制定的，伦理道德自然是高于规条制度的，因此才出现了这一在对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正确认识中，设立的法庭。
事实上，当一个问题上升到伦理学的难题时，我们便难以用某项规条来说服他人了，最多只能是依据道德再下放到规条之上，渐渐扩充法律。
因为法律无法归纳一切的现实问题，只能通过典范来解决衍生问题，因此宪法是国家法律之根本。
刑法是基于宪法的法律主体，而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都只是刑法这一主体的衍生。
再往下的规条则更次。这些都是政府针对各种现实问题，衍生出来用以扩充法律，想要让法律容纳一切的措施。
只是法律真的可以容纳一切吗？当某个所谓的法治社会想要建立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闻所未闻的法规，这样的方式真的可以做到容纳一切吗？
回到电影中，我们可以想象，若是法律对于被劫机的情况，有一条明确的规定（直接击落或是禁止发起攻击），最终不论是什么结局，法庭都不会如此纠结，只需念出法条便可判决了。
那样的话，辩护律师也不需要出现，即使触犯了一些关于律师的法规，那又如何呢？
删了不就好了。法律早就已经完满了，律师来了也只是走个过场，具体该怎么判决，还不是以规条为准？还不是有权者说了算？
《审判》当中的辩护律师非常的优秀，他的知识储备量并修辞能力都是相当高级的。
虽然说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上来说，这位律师的ethos（给听众的好印象）远远不如那位体态端正的公诉人，但仍旧让许多“陪审员”为之言辞而被折服。
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我们回到前面关于法规约束的话题上，从不够完整的法规无法处理紧急事务的问题来看，似乎只有不断补充法律的缺口才是唯一的途径。
只是我们知道，一个所谓完整的法律，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缺乏人性、容易被利用，且自相矛盾的统治工具。
但是法律真的是用来统治的吗？其约束性能够完全等同于统治者的约束吗？
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便在被统治的穹顶之下，这个穹顶，是由国家的制度、法律，甚至是君王的喜好而构成的。
一个统治者没有监督，就像大卫没有先知，那他可以涉及的事物太多，他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法律而已。
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里，法律是他管辖百姓的主要工具，可是不知不觉中，他逐渐凌驾于法律之上。
因为法律无法满足他的欲望，甚至他的喜好也不再受法律的限制。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夏桀、殷纣王、周幽王的出现。
在这穹顶之下，百姓们被君王以强大的手段（武力、财力，包括法律）所统治。
法律就这样沦为了统治者统治百姓的工具，因此常让百姓们感到害怕。
而法律的目的，在最开头就说了，只是一个要求，一个对百姓最低的道德要求。
因此，法律终究是离不开道德的，当统治者运用法律时，若不依据道德，那他所依据的法律便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在影片中，通过被告人在证人席上与公诉人的对话，我们能够看到他们言辞中的那种大义凛然，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合乎道德的。
毕竟他作为一个军人违反了上级的命令，且此举导致一百多名客机上被劫持的乘客无一生还。
可是在法庭里，他依据道德站住了脚跟，这是在我印象中难以想象的。
我过去不曾认为在法庭上讲道德是应当的，甚至于会对某些煽情者嗤之以鼻，就像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对法庭中基于情感的辩护感到不屑一样。
只是我忽略了道德不止于人性中的感受，还是古典哲学探求知识的重要媒介。
且道德大于法律，这也是许多时候意识形态给人的一种定论，似乎法律比道德（此处只能将道德定义为思想品德）更为有力。
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德性在于各种品质的适度，电影中似乎除了法官外，没有一个发言人是足够适度审慎的。
被告人在急迫地要阻止客机撞向足球场时的大吼直至启动武器；
公诉人为了赢得官司的狡猾（对被告人的提问中使用了逻辑学中的稻草人谬误）；
这一切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法律是个路标，指向的道路就是道德，而道德这条路引领我们我们接近审慎适度。
然而人之为人，就是有许多无法冷静，情绪化，不够准确，无法填补漏洞的时候，这不就体现了罪人的有限吗？
当我们行事的程序无法满足规条时，并不意味着与道德彻底脱节，毕竟我们都有热乎乎的生命，走在坦荡荡的现实路上。
终其一生，人类也无法做到完全，千百年来，我们也研究不到完满。
连每个人持守的道德观念都有参差，我们又如何在人类身上寻找真正的标准呢？
